混血儿身份从政体会更深，嘉玛莉亚盼除族群情绪
2018年，1989年出生的嘉玛莉亚（Jamaliah Jamaluddin）第一次代表行动党参与全国大选，趁着改朝换代之势，以29岁之龄中选为万达镇州议员。
当时，嘉玛莉亚只有3年的从政经验。起初，她只是抱着了解大马的心态下，到行动党当志工。后来，在机缘巧合之下，她成为前百乐镇州议员杨美盈的特别助理，并在2016年受委为八打灵再也市议员，后来在2018年获得党的委派，在万达镇州选区竞选。
短短几年间，政治叛变、2019冠病疫情和经济危机接踵而来，在在考验这名政治新兵。
2018年，1989年出生的嘉玛莉亚（Jamaliah Jamaluddin）第一次代表行动党参与全国大选，趁着改朝换代之势，以29岁之龄中选为万达镇州议员。
当时，嘉玛莉亚只有3年的从政经验。起初，她只是抱着了解大马的心态下，到行动党当志工。后来，在机缘巧合之下，她成为前百乐镇州议员杨美盈的特别助理，并在2016年受委为八打灵再也市议员，后来在2018年获得党的委派，在万达镇州选区竞选。
短短几年间，政治叛变、2019冠病疫情和经济危机接踵而来，在在考验这名政治新兵。
疫情下重新发现选区
嘉玛莉亚向来关注青年赋权。但疫情袭击大马后，她的办公室停止举办相关计划和工作坊，转而应付其他更迫切的问题。
这也让她进一步理解自己的选区与居民。
在许多人眼中看来，雪兰莪八打灵县的万达镇（Bandar Utama）是个中产或中上阶级的地区。但对嘉玛莉亚而言，却并非如此。
这里除了有高级住宅区外，还有多个乡村，包括传统村（Kampung Tradisi）、华人新村（Kampung Baru Cina）、 卡尤阿拉河村（Kg Sungai Kayu Ara）以及千百家村（Kampung Cempaka）。
“因为这场疫情，我们看到更多课题浮现出来。现在我们有‘新贫族’（miskin baru），他们饱受疫情之苦，财务陷困。”
“很多住在万达镇州选区的人原本都有工作，有的则经营自己的小生意，但却因为疫情而失业或生意倒闭。”
“你在这些地区会看到很多B40低收入，尤其是在卡尤阿拉河村。那里周遭也住着许多移工。”
刚开始，她的选区办公室会从卡尤阿拉河村和千百家村接到很多求助讯息，于是干脆在尤阿拉河村设立了流动厨房。
“现在，我们也开始在其他地区，像百乐镇（Damansara Utama）和白沙罗再也（Damansara Jaya）收到同样的要求。这显示几乎所有人渐渐受到这场疫情的冲击。”
这段期间，她的团队与县卫生局配合，安排大规模接种和流动接种的服务，希望能够尽速提高这个地区的接种率。
“即使是办在丽阳园广场（Tropicana Garden Mall），有的居民也会觉得很难出来接种，因为他们没有交通。这是我们在卡尤阿拉河村设立临时接种中心，推动为期两天的流动接种服务的原因。”
她与团队遇到的另一难题，是无证移工惧怕当局的对付，而不肯现身接种。所以，其团队逐家逐户拜访他们，同时与马来西亚红十字协会合作，希望能够借此降低他们的戒备心。
家庭背景特殊成焦点
早在上阵大选初期，嘉玛莉亚的特殊家庭背景，马上成为众人议论的焦点，甚至遭到攻击。
她是家中的独生女，有个在中国湖南出生、说得一口流利北京腔华语的父亲迦玛（Jamaluddin Ibrahim）。她自小就跟着在电台当主持、平时撰写政治评论的父亲，到处出席各种中文为主的讲座，听着人们针砭时政。
那是她初尝言论自由的可贵与认识政治的起点。她说道，“若我没记错，当时我才15、16岁。我从中发现那个世界非常有趣，有点不一样。与主流媒体不同，你看到人们积极辩论课题和政治，这训练你的批判思考。这是我为什么对政治感兴趣。”
她也有“马共孙女”之称，已故祖母西娅法姬（Shamsiah Fakeh，下图）是上世纪40年代著名的马来左翼民族主义斗士、马来妇女运动家兼马来亚共产党第十支队领袖。
不过，她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从政，只想开家书店。大学商学系毕业之后，她先到社区和非政府组织当志工，想做些有意义的事，后来经友人问起，才到行动党当志工。辗转当了杨美盈的助理和市议员之后，她才正式踏入政坛。
“以前，我想着自己可能会开家书店，或是做点类似的事。我觉得自己也可能是个好教授，因为我喜欢教书，鼓励我的团队。我喜欢做些也可以帮助人家成长的事，然后跟周遭的人一起成长。”
兼具巫华裔身份
兼具巫华裔身份的她，希望可以借助自己的成长背景和经历，为遏止种族主义尽一点绵力。
“但我开始考虑从政时，我觉得最重要的课题就是种族情绪，我们应该如何停止区分彼此，整合为马来西亚人。”
“我妈是华人，我爸是马来人。我希望自己可以贡献点什么，至少可以缩小各族之间的鸿沟。这是我的目标之一。”
嘉玛莉亚说，混血儿的身份似乎让她既像马来人，也像华人。
“马来人会接受我，华人也是。因为他们真的认为，我是他们的一份子。”
“可是，同一时间，我也感受到当中的歧视。他们不是歧视我，而是他们会感到不自在，不敢在我面前讲其他种族的坏话。”
“坦白说，自儿时以来，我就一直感到不舒服。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不喜欢、讨厌，甚至批评某些人，就因为这些人跟我们不一样。”
岁月渐长后，她慢慢意识到，马来西亚许多课题与种族情绪有关，而这些情绪经常是由政治氛围挑起。
“有时候，特定政治人物会趁机利用种族情绪，去遮掩更大的课题。所以，我意识到只要发生任何重大丑闻，你会突然发现到某些种族课题就会在同一时间被挑起。”
她直言，这种种族情绪和思维，源于政治人物多年来所灌输。
她认为，若要成为真正的马来西亚人，首先要摆脱这种情绪操弄。
她以这场疫情为例，许多非政府组织冒现积极支援各种群体，人民也自行发起举白旗自互助运动，“马来西亚人真的互相关怀彼此，真的是守望相助（kita memang jaga kita）。”
为何选择加入行动党
尽管行动党长期遭到国阵的妖魔化，但放眼望去所有政党，嘉玛莉亚始终认为，行动党是促进变革的政党。
“这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难题。行动党遭到国阵妖魔化超过60年，他们说行动党是个华人政党，而任何加入行动党的人，都是背叛马来人和土著。这真的让许多马来人退怯，不敢接近行动党。”
“他们认为，‘我不想要被利用‘、’我不想要成为行动党的政治工具‘。这使到行动党很难找到有潜力的马来党员……如果他们亲希盟，有的人或许宁可选择公正党，而不是行动党。”
根据嘉玛莉亚，其他政党也会标榜自己为进步政党，且声称会派出许多女性候选人出战大选。
“问题是，我不确定他们真诚与否。他们获派的选区，大部分都是落选机会很大的选区。”
“我觉得行动党真的是想要往前迈进，希望拥有更多不同背景、种族和宗教身份的年轻领袖。”
先是女性，才是议员？
身为女性政治人物，嘉玛莉亚坦承自己比较幸运。她身边有许多女性同仁，仍然受到玻璃天花板的束缚，体验到“先是女人，才是议员”的困境。
“我觉得自己有些幸运，因为我有家人的支持，还有我所身处的环境。”
“虽然，我没有感受到玻璃天花板的存在，但我发现它发生在我周遭的人身上。”
“我听过很多故事说，许多女性市议员无论如何，都必须早起先照顾好家庭，以家庭为主，才能够出来处理自己的工作。”
“你会发现许多女人必须放弃自己的潜力，或我们可以追逐的梦想。因为我们的文化或父权制度，设下了这样的玻璃天花板。”
“这不是文化的产物，而是我们仍然没有足够的政策，解决这些问题。”
她提出，单单靠演讲或撰文并不足以改变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反观，各个政府部门必须要有足够的女性代表，才有可能促成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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