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斯谈纳吉案（一）：为何最先处理SRC案？

前首相纳吉在SRC案罪成入狱，负责提控本案的前总检长汤米汤姆斯终于打破沉默，接受《当今大马》专访，讲述着手处理SRC案的点滴。

SRC案几经拖延，审讯的最后更发生多场戏剧性事件，从要求法官退审，到纳吉代表律师拒绝陈词，过程可谓是跌宕起伏。

无论如何，纳吉最终还是锒铛入狱。目前，备受瞩目的莫过于纳吉是否能够获得国家元首的特赦。

汤米汤姆斯将在本系列四篇专访，剖析SRC案的各个阶段。首篇，他讨论SRC案的背景和提控的缘起。

接下来，他会在第二篇及第三篇讲述审讯程序、不寻常的展延，以及联邦法院裁决的意义。而最后一则专访，汤姆斯则会阐述特赦程序值得关注的焦点。

希盟在2018年5月上台，汤姆斯接手总检察长职务，就陆续提控多名涉贪的政治人物。除了纳吉，还有纳吉的妻子罗斯玛、巫统主席阿末扎希、总秘书阿末玛斯兰、巫统华玲国会议员阿都阿兹、布城国会议员东姑安南、京那巴当岸国会议员邦莫达。

为什么你当时提控的第一起案件是SRC案？从法律角度而言，这是最直接的案子吗?

可以这么说，是这个案件找上了我。因为律师必须依赖指示做事，而在此案，则是需根据调查文件做事。

所以，是副检察司和我一起以律师的身份，阅读某些人交来的调查文件。是反贪会而不是其他机构负责调查。

反贪会证实了之前的传言，前任总检察长阿都干尼（Abdul Gani Patail）在位期间，相当深入地调查该案，最终在2016年7月被撤职。所以，后来只需继续这项工作。

后来，这些文件交到我手上。这是（总检察署最先提控此案的）主要原因。事实证明，SRC案是最容易证明的，因为你撇开旁枝末节，就是4200万令吉被偷了。

最初你亲自处理此案，后来交给外部检控官。为什么你不选择总检察署内的检控官？

我在开始工作的一两天内，就组建了两个负责一马公司案的团队，分成刑事和民事两类。这是我们在2018年7月4日提控的情况。当时所有成员都是内部人员。

前两三次出庭的都是副检察司。过后我们发现，这个案子需要阅读大量的文件，这有助于证明案件，但你需要能够掌握这些文件的律师。

律师不仅仅是要阅读文件和理解它们，你需要掌握脉络，还得要有处理公司、商业和金融欺诈案子的经验，这类律师会更加理解此案。

这就是为何我决定寻求外援。我在2018年8月31日国庆日那天宣布，委任苏莱曼阿都拉（Sulaiman Abdullah）负责SRC案，哥巴斯里南负责一马公司案和其他事务。

就形式上而言，SRC案并非一马公司案的一部分。它们是分开的。为了方便了解，大家都把它当做是一马公司金融欺诈案的一部分，但严格来说它不是。

我决心找到最优秀（的检控官）。对我而言，律师来自哪里并不重要，公共机构还是私人界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

我在总检察署是代表大马人在工作，大马人值得拥有最好的律师。就像2019冠病疫情发生时，没有人会在意大马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医院，是公立还是私立的，他们都应该为全民健康和福祉合作。

你提到，SRC案是最容易处理的案件，其中一个原因是文件非常齐全，会议记录和银行账单都在。在其他刑事或民事案中，保有那么多“当时”的文件是常见的吗?

我不能一概而论，但我起诉的所有案件中，包括纳吉的五宗案件、其他政治人物的案件，以及罗斯玛的案件——假设有15或20宗同类案件，大多都保有很多文件。

你所谓的“当时文件”（contemporaneous documents）是什么意思？

以公务员退休基金局（KWAP）的金钱为例。SRC是一家实收资本（paid-up capital）为2令吉的公司。那些骗子需要贷款，因此就瞄准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想要借贷40亿令吉。

公务员退休基金局说得很对，按照信用风险的理由，他们连10令吉都不能借给这家公司，因为它没有实收资本和历史交易记录。

那时，公务员退休基金局被游说，基于政府担保而提供贷款。一旦政府提供 40亿令吉的担保，就变得无风险了。事情就是这样，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在政府担保的情况借出了40 亿令吉。

“当时文件”指的是，内阁会议记录、SRC公司及公务员退休基金局之间的往来信函、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的会议记录、SRC公司的决议，以及银行付款收据。这些文件会由银行职员及政府人员准备，公司则按照日常业务的方式履行职责。

你的意思是，支持这项交易的文件？

对。法庭会重视当时文件，因为有人准备这些文件，代表交易在当时是真实的。可能有人后来出现不良意图，但通常可以假设，当一个人创建当时文件时，（交易）是可信的。因为一旦签署，就很难毁约。

当你委任外部检控官，总检察署内部是否有反对的声音？外部检控官是免费提供服务对吗？

其实没有（反对意见）。一开始没有人反对。副检察司都很喜欢苏莱曼，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受过苏莱曼的指导。他们也尊重哥巴斯里南，所以大家对他们俩没有意见。

苏莱曼和哥巴斯里南都是提供义务服务，完全不收钱。

后来，西谭巴兰（V Sithambaram）进来取代苏莱曼，苏莱曼身体不太好，难以接手那么庞大的案子。

一开始，西谭巴兰是义务服务，我们支付他的飞机票和旅馆费用，因为他是在槟城执业。但案件越来越复杂，比我们预想的还要耗时，我们决定付费给他。我们在高庭审讯期间开始付他钱，我预计这会持续到上诉庭和联邦法院。

完全无人提出反对。我想，如果我们继续委任更多外部检控官，才会引起总检察署内部的不满。

所以，其他案件，如霹雳（前）行动党领袖的强暴案、詹德拉穆扎法（Chandra Muzafar）女儿的谋杀案件、新山巴士的案件等，这些备受关注的案件都是由总检察署的副检察司处理。

SRC案审讯之初，我记得你想要在每次审讯后召开记者会，但由于许多纳吉支持者干扰，你决定停止这计划。但同时，纳吉代表律师沙菲宜，却在每次审讯后发表他们对法官的意见。你认为，沙菲宜的记者会有影响民众对案件的看法吗？

律师一般上不爱谈论他们处理的案件，其实律师公会也有条文禁止这么做。副检察司都保守和谨慎，不谈论案件，这是一般案件的情况。

但在这类牵涉全国公共利益的案件，没有什么案件比前首相被控更大的了，公众非常想要了解此案。第二，就像你说的，沙菲宜和其律师团常开记者会，所以我们担心，如果不反击，他们可能自动赢得公共舆论。

所以我们最初决定要开记者会，但没有任何副检察司愿意这么做。我当时说，我会主持第一场，然后接下来由其他人负责，因为我也不曾喜欢公开讨论自己处理的案件。所以我做了一次，并受到骚扰，因为我没用马来文来发言，这让我决定不再继续公开评论此案。

后来，我们说服了西谭巴兰，他接手发表控方版本的说法，所以媒体能够报道控辩双方的说辞，并由媒体决定他们想报道什么。

纳吉毕竟是前首相、资深政治人物、前巫统主席，要起诉他会面对什么困难吗?

我们很清楚，法律团队要秉公对待此案，被告是谁并不重要。

我在审讯的开案陈词中强调，《联邦宪法》第8（2）条阐明，在法律面前，所有大马人，包括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外国人，都是平等的。

这是此案基础，从准备提控到审讯，我们都秉持这信念。一旦你接受这点，他（纳吉）就与其他被告没有不同。他和律师可能讨论过其他权利等课题，但在我们看来，他和其他被告没差别。

你有没有受到任何政治压力?

没有，绝对没有，我们能够全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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