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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王储随扈打人案背后更大问题：聋哑社群双重失声
柔佛王储东姑依斯迈随扈打人案，引起警方不当处理案件的质疑，以及媒体审查的担忧。这次事情得以曝光，全赖一个鲜为人知的民间组织大马聋人权益与福利倡导组织（DAWN）。
它当时发文告指控警方施压黄荣强撤案，更促成之后被许多主流媒体消音的控诉记者会。
这个名不见经传，却“一鸣惊人”的公民组织到底什么来头呢？DAWN的共同创办人兼总秘书张伟义告诉我们，DAWN的成立正是要教导聋哑人士保护自己。
他感叹，黄荣强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国内的聋哑社群长期“失声”，手语翻译不普遍，导致他们到公部门无论是在警局、医院处理事务时总是难以与人沟通，甚至受到误解。
张伟义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忆述，初次听闻黄荣强的友人转述警局遭遇后，他感觉到“有些事情不对劲”。
“我（大略）了解之后，还是觉得有点模糊……我想了想，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对劲 。”
张伟义亲自向黄荣强了解事发经过，他发现报警过程中警方行为“不妥”，毅然决定写篇文告向公众厘清。
柔佛王储东姑依斯迈随扈打人案，引起警方不当处理案件的质疑，以及媒体审查的担忧。这次事情得以曝光，全赖一个鲜为人知的民间组织大马聋人权益与福利倡导组织（DAWN）。
它当时发文告指控警方施压黄荣强撤案，更促成之后被许多主流媒体消音的控诉记者会。
这个名不见经传，却“一鸣惊人”的公民组织到底什么来头呢？DAWN的共同创办人兼总秘书张伟义告诉我们，DAWN的成立正是要教导聋哑人士保护自己。
他感叹，黄荣强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国内的聋哑社群长期“失声”，手语翻译不普遍，导致他们到公部门无论是在警局、医院处理事务时总是难以与人沟通，甚至受到误解。
报警过程“不太对劲”
张伟义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忆述，初次听闻黄荣强的友人转述警局遭遇后，他感觉到“有些事情不对劲”。
“我（大略）了解之后，还是觉得有点模糊……我想了想，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对劲 。”
张伟义（下图）亲自向黄荣强了解事发经过，他发现报警过程中警方行为“不妥”，毅然决定写篇文告向公众厘清。
5月30日，即打人事件发生的隔天，DAWN发文告揭露警方施压黄荣强，要求他交出手机，才能继续调查案件；文告也首次提到，警方准备了三份报案书，但没有翻译与解释，就让黄荣强签字。
张伟义说，聋人在面对警察时，往往无助害怕，并且在相信警察权威的情况下，依照警察指示签字。
“聋人不知该怎样保护自己，所以他就很害怕，（就觉得）总之我签了就好，跟着警察说的，这样就好了。”
教导聋人保护自己
张伟义表示，这事件正说明了DAWN的重要性，他希望透过DAWN去教导聋人保护自己。
“我是希望聋人能自己改善（自身处境），并保护自己。”
“透过一些工作坊或讲座……给予他们知识。比如说，警方的标准作业程序是怎样；当我们发生了车祸、需要警方帮助（时）， 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张伟义是在做客《当今大马》的播客节目“记者茶水间”时，分享聋人社群怎么看待这起打人事件。这集节目透过YouTube、Spotify与Apple Podcast播出。
张伟义在节目中用手语表达，手语翻译员是翁震宇（下图左）。《当今大马》记者刘存全是这集节目的主持人。
沟通不良引起警民误会？
张伟义也说，他无意去评断打人案过程孰是孰非，但他相信当中有“沟通问题”。
“因为我知道这个VIP的警官或保镖也有责任在身，我也知道他的工作是要保护VIP。”
“但是我们的Grab司机是聋人，在事情发生的过程有沟通问题，才会造成Grab司机被打。”
记者追问时，张伟义说现场没有翻译员，所以黄荣强与警察之间很可能有沟通问题。
“我也不知道哪里出现沟通问题。”
“可能打他的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被打的人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被人误解的日常
张伟义形容，聋哑人士的缺陷不可视，“这个缺陷是看不到的……但是一般在我们开始要跟彼此沟通时、在对话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是聋哑人”。
他说，遭人误会、不被理解是聋哑人士的日常，包括到警局报案、医院求医、政府部门办事时，没有手语翻译服务让他们。
“不只是警察，医院、各种提供服务的地方，尤其是政府机构都要理解我们，我们的国家是有聋哑人士的。”
“（他们）应该要提供翻译服务，没有翻译服务就无法和我们聋哑人士沟通，无法理解我们的需求，就会造成刚才说的那种事发生。”
美国的翻译援助成熟
张伟义曾到美国求学，令他很受启发的是美国有详细的政策保护聋哑群体，包括规定紧急事故若涉及聋哑人，就必须提供手语翻译员。
“我曾经在美国遭遇紧急事件，在把我紧急送我入院前，他们已打电话去请手语翻译来医院，所以我到医院时，手语翻译员已在场。”
他补充，美国政府也规定聋人到警局报案时，必须有手语翻译员在场；否则若有沟通失误，警员就必须承担责任。
他感叹，大马政府没有颁布政策协助聋人，在这里看医生要自己“醒目”（sendiri pandai-pandai）。
学习路上的困境
除了沟通难题，聋哑人士在学习路上也面对诸多限制。
张伟义指出，一些聋人出生在听人家庭，他们往往要到小学阶段才开始接触手语。由于学手语的起步晚，他们的语言掌握能力可能受限。
张伟义说，他花了8年时间完成小学教育，之后到普通学校的特殊教育班上课。他说，由于同学与老师都是听人，没有使用手语，所以他必须靠读老师的唇语来学习。
“以前我的手语不是很好，我就读唇语，就是看他们的嘴唇，但是他们有时候说话很快……中一到中五我都是靠自己去学习。”
尽管张伟义对学习兴趣浓烈，但总是听不懂老师的话，让老师“beh tahan”（受不了），所以“很多时候我都被老师赶出去”。
手势马来语 vs. 大马手语
此外，马来西亚普遍使用的手语与学校所教的手势不同，让聋哑人士难在学校学好手语。
张伟义指出，在马来西亚教育体系里，特殊教育教师会教导聋人孩子手势马来语（Kod Tangan Bahasa Malaysia，简称KTBM）。然而，大马聋人普遍上使用的是马来西亚手语（Bahasa Isyarat Malaysia, 简称BIM）。
KTBM与BIM不同，KTBM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以马来文词汇为基础的手势系统；BIM则是马来西亚各地经规范后，普遍使用的手语，《2008年身障人士法令》也把BIM列为聋人官方语言。
“KTBM是个手势系统，不是真正的语言。KTBM仍然在学校里拿来教导聋人，老师们依旧相信，KTBM能够帮助聋人学生掌握马来语。”
“但事实是大部分聋人的UPSR、PMR和SPM的国语科目都不及格。”
“BIM是马来西亚的官方手语，当聋人根据自己的语法比手语时，他们就是在使用BIM。”
翻译员的表达很重要
张伟义相信，翻译员能够做聋人的一把声音，让聋人倾述自己的声音。
“例如我们去看医生，我们觉得他们好像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好像很表面（地诊断）。”
“如果我们有翻译员，就可以倾述、告诉他们，我们真正的问题。”
但张伟义也提醒，切勿把翻译员当作聋人的代言人，“那只是我们借来发出声音的”。
张伟义在访问过程往往很激动，用表情、用眼神、用双手的舞动、用手势来表达他的观点。他笑称，手语翻译员的技术门槛高，翻译员不仅要翻译词句意思、语气，还要跟上聋人的情绪。
“翻译员要跟上我们的表现方式、肢体姿势、手势、丰富表情。”
“如果是很单调的话，就不适合。翻译员没有跟上那个情感程度的话，就表达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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