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想跟垃圾焚化厂为邻，政府为何还要建？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政府把垃圾焚化炉方案视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垃圾问题的方案，惟公众仍难以接受它。

各个社区不断反对下，垃圾焚化炉项目在过去二十年来不断变化，选址也转移。

这一切始于2003年，时任首相马哈迪提出建设大型垃圾焚化炉的想法。

首先，拟建地点落在蒲种，之后改到武来岸，接着换去甲洞，而现在则落脚万挠附近的煤炭山（Batu Arang）。

但问题依然存在，没有人希望它建在自家的后院。

煤炭山居民认为，当地的地质条件根本不适合兴建“垃圾转能源”（WTE）焚化厂，因为昔日煤矿开采的缘故，煤炭山过去的几十年不断面对地下火和地面沉降的问题。

上篇：垃圾掩埋场不够用，垃圾焚化炉替代是祸是福？

雪州政府有意在万挠方圆15公里内设立两座垃圾焚化厂。第一座为雪州政府推动的苏丹依德利斯沙“垃圾转能源”绿能厂（Sultan Idris Shah Waste-to-Energy Green Energy Plant）；第二座为房地部提出，原订设在吉隆坡甲洞帕林京园，后决定改到万挠兴建的“垃圾转化能源”焚化厂。

尽管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明理解居民的忧虑，也声称愿意会见居民，惟至今未有进展。

万挠反对焚化炉连线（JRTI）成员潘宝玲受访时说，居民的反对声音未反映在SIS垃圾焚化厂的社会影响评估报告中，这令居民失去信心。

“当时，在去年11月，没有环境影响评估或社会影响评估报告。没有人知道项目的具体细节，只有附近的少数村民知道一些情况。”

直到2023年11月，负责煤炭山焚化炉计划的达鲁益山垃圾管理有限公司（KDEB）突然在面子书专页宣布，煤炭山将于去年6月开始兴建焚化炉。达鲁益山是雪州大臣机构持有的子公司。

更糟的是，在2023年一次简报会上，KDEB告诉他们，居民原以为的2400吨的垃圾处理设施，其实是四个阶段建设之一而已。

这种逐步扩建的方式，引发了人们对透明度的担忧。

居民们举行了多次示威活动来反击，并趁选举向当局施压，要求跟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会面与对话。根据居民，阿米鲁丁承诺过跟他们对话，但至今未实现。

此外，尽管收到了超过4000份抗议书，士拉央市议会仍批准了垃圾焚化炉选址的土地用途变更。

此事以及环境影响评估过程的进一步拖延，使居民担心项目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雪州垃圾处理的现况

2024年7月，大马绿色和平与其他30个非政府组织，批评政府计划建设18座“垃圾转能源”焚化厂的想法，直言那是“假解方”。

他们认为，“垃圾转能源”焚化厂只会削弱垃圾回收循环的动力，有违“减少、再利用、再循环”的理念。

自从焚化炉作为解决垃圾的方案提出，民间就有各种的反对声音，而上面所述仅是其中部分。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在而榄（Jeram）出席另一个“垃圾转能源”焚化厂项目动土礼。

尽管过去20年，社区和民间不断反对，为什么政府仍执着于兴建垃圾焚烧厂？难道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国内垃圾问题吗？

且让我们从数据来理解。

雪州是马来西亚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州属，人口接近七百万，每天产生的垃圾达到惊人的8249吨。

这比彭亨、登嘉楼、霹雳和槟城垃圾量的总和还要多。

而且真实情况可能更糟糕，因为根据达鲁益山的估计，雪州每日垃圾量实际上达到1万吨，足以每天填满240个奥林匹克标准泳池。

而榄垃圾掩埋场

截至2021年，马来西亚拥有21个卫生垃圾掩埋场（sanitary landfills）和116个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垃圾掩埋场。至于非法垃圾场的数量不明，但截至2024年底，当局已取缔了逾2600个非法垃圾场。

这些垃圾掩埋场的容量和使用寿命不明，但随着人口快速增长和垃圾产量激增，国内垃圾掩埋场已接近饱和。

因此，根本没有剩下多少空间可以继续用来掩埋垃圾。

达鲁益山集团董事总经理蓝立（Ramli Mohd Tahir）指出，“每隔七到十年，垃圾掩埋场就被填满或饱和。”

“随着雪州每年垃圾量与约2%的人口增长率同步增长，我们根本无法减少垃圾量。”

垃圾掩埋场的真相

真正加剧问题的是，垃圾掩埋场的状况。

《当今大马》走访了雪州某个卫生垃圾掩埋场，看到装满垃圾的卡车不断驶入，空气弥漫着浓厚的异味，而现场一片混乱、肮脏且令人不适。

但这不仅仅是外观或气味的问题，垃圾掩埋场是污染源，有可能将污染物泄漏到我们的水源中，并向空气释放有毒气体。

而榄垃圾掩埋场一景。专家表示，尽管这个掩埋场有“卫生”垃圾掩埋场，但实情似乎名不符实。

垃圾掩埋场需要精心管理，用多层的泥土把垃圾覆盖。然而，《当今大马》所见的情况与此相差甚远。

露天堆积的垃圾成山，吸引了大量鸟类和流浪狗，增加了疾病传播的风险。

这也是个经济问题。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

房地部长倪可敏指出，关闭一个垃圾掩埋场需要至少2000万令吉的成本，这还不包括修复土地所需的时间。

“善后工作庞大，包括处理地下气体、清理以及各种的其他流程，这都很花钱。”

“这也是我们认为‘垃圾转能源’是未来发展方向的缘故。”

“根据研究和统计，我们确定了国内能够运营多达18座的垃圾转能源厂，这在全国范围内将是经济可行且环保永续的。”

对比：垃圾焚化厂与掩埋场

若关闭一个垃圾掩埋场要花2000万令吉，那么建设和运营一个垃圾焚化厂又需要多少钱？

专家表示，要更妥善地比较，则应该比较掩埋场处理垃圾的成本。

国人并不直接为垃圾处理付费——这些费用包含在地方政府所征收的门牌税当中，以应付垃圾清理和街道清洁等服务。

尽管地方政府负责规划和监管，但实际工作交由承包商执行，比如吉隆坡的阿南弗拉（Alam Flora）和雪兰莪的达鲁益山垃圾管理公司。

接着，这些承包商以每吨约30至43令吉费用，把垃圾倾倒到掩埋场。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目前没有公开数据，可以说明“垃圾转能源”焚化厂的垃圾管理成本。

然而，国际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永续发展协会”（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的研究估计，发展中国家的“垃圾转能源”焚化厂处理垃圾成本，至少为每吨34美元（折合约152令吉7仙），这包括建设厂房和其他资本成本，以及发电收入。

如此一来，这大约是垃圾掩埋成本的五倍，继而使人质疑“垃圾转能源”焚化厂的经济可行程度。

“掠夺我们的未来”

但，垃圾管理专家邓立忠（Theng Lee Chong，音译）有不同看法。

在他看来，依赖“廉价”的垃圾掩埋场，就像是在掠夺未来；而真正的账单最终将更加昂贵。

“垃圾掩埋场占据了大片土地，其中大部分填埋的垃圾无法分解——它们会永远留在那里。”

“那些土地无法开发利用。你是否计算过这部分的成本？”

“地下污染会产生有毒的渗透液和气体，持续40到50年，没有人把这些成本计算在内。”

垃圾掩埋场占据广大土地，复原也需要数十年时间。

他说，公众通常关注“垃圾转能源”焚化厂的建设和运营成本，却忽略了它在垃圾减量和污染控制方面的显著优势。

“‘垃圾转能源’焚化厂将其排放气体和废水控制在设施范围内，而垃圾掩埋场则占据广阔区域，且更难监管。”

国际经验

但即便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也表示，“垃圾转能源”焚化厂并非完美的解决方案。

虽然它有助减少部分温室气体排放，“垃圾转能源”焚化厂仅贡献了全球可再生能源的1%。

垃圾管理选项的层级

在垃圾管理方面，理想的情况是采用“零废弃”策略，即减少、再利用和回收所有产生的垃圾。

但即便是联合国机构也指出，在发展中国家，达致这种理想不如看上去的那样简单。

当局临检某个非法塑胶回收厂

例如，在马来西亚，由于各种原因，“减量、再利用和回收”（3R）概念难以实现，其中包括缺乏从源头上避免垃圾产生的法规。

邓立忠表示，如果立法杜绝过度包装，并规定制造商必须为产品所产生的垃圾负责，则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我认为，政府应该研究如何从源头控制垃圾的产生，比如制定包装法，要求制造商使用特定材料进行包装。”

“例如，我们的月饼过度包装。你想吃月饼，却要为包装支付许多的钱。”

他强调，上游生产的垃圾问题也还需要关注。

“垃圾不是财富，而是责任”

邓立忠进一步指出，政策思维也需要转变，重新定义对垃圾的看法。

他说，多年来，大马人一直被灌输“垃圾是财富”的观念，推动社会将垃圾视为财富来源。

但这种思维的另一面是鼓励垃圾的产生，因为人们认为垃圾可以带来收入。如果垃圾可以赚钱，为什么要减少垃圾的产生呢？

雪州仁嘉隆居民指出，当地非法电子废弃物循环厂周围存在微塑胶污染。

他说，这种“神话”不仅误导人，还潜藏危机，削弱了有责任地管理垃圾的观念。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从垃圾中赚钱。地方、州或中央政府都不应该使用这样的口号。”

“请告诉公众，政府在垃圾管理上花费了很多钱。请尽你们的一份力，垃圾管理是每个人的重要责任。”

努力推广理念廿年

马来西亚自然之友（Sahabat Alam Malaysia）名誉秘书玛格勒瓦丽（Mageswari Sangaralingam，下图）表示，政府也应更积极地朝着“零废弃”发展方向迈进。

她补充，这包括提供资源和基础设施，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从源头减少垃圾。

潘宝玲则认为，如果政府在过去二十年间专注于3R途径，而不是试图推动垃圾焚化厂，可能它在垃圾管理上早已了很大的进展。

但改变社会思维非常困难，需要长期的耕耘。

然而，她认为，缺乏政治意愿去追求这一长期解决方案，阻碍了此类的倡议。

“如果政府在武来岸山垃圾焚化炉厂提案首次提出时，便积极推广3R概念，则我们今天就不会重蹈覆辙，再次提出建设垃圾焚化设施的建议。”

本次系列新闻获得“地球新闻网络”（Earth Journalism Network）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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