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郑重地声明，我从未索要过贿赂。特此强调，我既没有要求“10万令吉”，也没有在经过谈判后接受了“2万令吉”的贿赂。
这是我的故事。
2月6日，我收到关于吉隆坡国际机场（KLIA）“飞人集团”的情报。经调查，我于2月19日在《当今大马》发表了第一篇的相关报道。
（所谓“飞人集团”，它伪造移民局的出入境印章，协助外籍移工在无需亲自现身下，即可“出入”马来西亚。）
尽管有人报了警，但当局未有坚决行动。
2月22日，我发表了第二篇报道，揭露了巴基斯坦籍中介在这种犯罪集团所扮演的角色。报道发布前，我联系了两名被点名的中介征求回应。其中一人否认涉案，另一人则不作回应。
报道刊登后，一名内政部高级官员及一名州级移民局总监主动联系我，寻求进一步资讯。我同意合作。根据我的调查，我有充分理由相信，这名州级移民局总监没有涉及任何贪腐或犯罪集团。
2月24日，我的线人告诉我，移民局情报主任（他并非前述的州级移民局总监）正试图联系我。我因此亲自前往布城的移民局情报部门，将我的联系方式留给一名官员，并请求该主任与我联系。然而，我始终未收到任何回应。
如果我有意向中介索贿，则万万不会主动联系这些官员分享我查到的资讯。
当场拒绝5万元贿赂
2月26日，我文章中提到的一名巴基斯坦籍中介联系我，否认涉案，而我当时献议他，另外撰写新闻来报道他的反驳。但同时他声称，有人向他提出“摆平事情”的献议。我当即表明，我从未指使任何人代我传话。
随后，我跟他及另一名巴基斯坦籍中介在吉隆坡的一家餐厅会面。这家餐厅名义上属于一名前移民局高官。
会面时，他们把我带到一间私人包厢。其中一名中介声称，有人索要40万令吉来“摆平”整件事情，包括警方、反贪会、移民局和《当今大马》。
他们献议给我5万令吉的贿赂，并准备当场支付2万令吉。我当场拒绝，并严正说明不会出卖自己。
以“卧底”身份助查
会面结束后，我立即前往上述的州级移民局总监的办公室，与他讨论案情并比对证据。我们确信这些中介涉及“飞人”犯罪集团，但在缺乏具体的金钱往来记录下，这名总监并无法采取任何行动。
随后，他请求我再次接触这些中介，以收集更确凿的证据。我最终同意以“卧底”身份协助调查。
然而，我并未向《当今大马》的上司汇报这一安排，因为我担心他们会因为涉及的风险过高，阻止我继续调查。
尽管编辑们了解我是个不怕冒险的记者，但他们也多次提醒我要小心行事，尤其是我面对的是个犯罪集团，他们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地阻止自己的丑事被人揭发。
我必须承认，为了揭发这些犯罪集团，我曾在没有通知上级的情况下冒了重大风险。这是因为我相信，身为调查记者，有时必须铤而走险以揭露真相。过去，我的编辑曾因为风险太大而否决我的提议。
再安排会面以集证
2月27日，我报道中提及的同一名巴基斯坦籍中介再次联系我，希望“摆平”事情。我告诉他，我很忙，稍后再联系。2月28日，我主动打电话给他，并安排在雪州沙亚南的凯煌酒店（Hotel Concorde）会面。这是我与州级移民局总监达成的调查共识之一。
前往酒店前，我通知了州级移民局总监，说明我将在会面后把所有证据交给他。我还向他表示，如果我面对任何指控，他需要为我作证。而他保证会做我的后盾。
我选择凯煌酒店有两个原因。首先，我当时正在这间酒店采访一场有首相安华与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出席的活动。其次，酒店属于开放场所，设有多个闭路电视（CCTV）摄像头。如果移民局要对付这些中介，则这些录像将成为重要证据。
会面时，该中介要求我删除涉及他的报道。（在此我要澄清，我无权删除《当今大马》已刊载的文章。）
我拒绝，但假装对“合作”感兴趣，试图哄骗那个中介交出一些东西，好让我有证据可以上交。但他反而递给我一个信封，我相信里面装有现金贿赂。虽然很是惊讶，但我还是收下当作证据，准备交给州级移民局总监。只是就在此时，十几名反贪会官员便立即围了上来。
自2月19日发表第一篇报道，揭露这个新犯罪集团以来，我从未主动联系这些中介索要贿赂。相反地，是他们一直试图贿赂我。如果我真想借这篇报道牟利，我大可以在新闻发布前，甚至是把事情汇报编辑之前，便联系集团的“主谋”，索取一大笔封口费。我也可以在餐厅的私人包厢内（无闭路电视监控下）接受他们的贿赂，而不是选择在一个布满监控摄像头的酒店内会面，况且当天首相也在同一场地出席活动。如果我有意受贿，绝不会选择如此高调的地点。
我的信念
过去一年多来，我一直在揭露涉及移工的犯罪集团，但从未从中牟利。我撰写了多篇独家报道，以下是部分链接：
Source: Junior officer in medical visa scandal found with RM1 mil assets
去年10月，我在国会向内政部长赛夫丁纳苏丁递交了三名涉嫌主导医疗签证和“柜台设置”犯罪集团的“大鱼”名单。
去年11月，我与同事微诺塔（S Vinothaa）接受采访时，谈及我们在报道过程所面临的危险。这促使民主行动党议员雷尔呼吁政府给予我们保护。
约莫去年12月，一名来自反贪会战略传播部门官员联系了我，要求安排一次会面。我同意在布城的一家餐厅见面。一名资深官员也出席了这次会晤。我向他们分享了某个外国人犯罪集团的资讯，以及该集团成员的姓名。
在此之前，大约在10月，我也受邀前往执法机构廉正委员会（EAIC），分享某个医疗签证犯罪集团的讯息。该机构仍在调查这个医疗签证犯罪集团，特别后者在柔佛州的活动。
遗憾的是，这一次形势逆转，在即将踢爆更大型的犯罪网络时，我却遭到了逮捕。
我要郑重强调，如果当局在我2月19日报道揭弊后，就对持有12本外国护照的涉案官员采取行动，则这个犯罪集团早已瓦解，我也无需冒险继续追查。
我深感遗憾，此事也波及《当今大马》的声誉，这绝非我的本意。我深深尊重《当今大马》，绝不愿意给它带来任何伤害。若此事给大家带来了困扰，我真诚向我的同事们致歉。同时，我也衷心感谢《当今大马》及所有人的支持。
在四天的延扣期间，我每天有15个小时被单独关在牢房，唯一的娱乐就是用矿泉水瓶来玩著名的“翻瓶挑战”游戏。我也只能凭一张薄薄的瑜伽垫在硬地板上入睡，极其折磨身体。这次事件也对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造成莫大的冲击。
但我问心无愧。我是因履行职责而被捕。
编按：
南达古玛（B Nantha Kumar）3月1日被捕，经过4天延扣后，在3月4日获释。这是他自述的事件前因后果。
《当今大马》将深入调查这起事件，并为之成立独立专家小组，以确保程序公平。调查结果将公开，胥视律师的指引。
南达古玛自2018年成为《当今大马》记者后一直表现杰出，撰写了许多引起广泛关注的独家报道。他对外籍移工犯罪集团的无惧报道，发挥了揭弊除恶的重大角色。
《当今大马》从创刊以来，始终坚守廉正、透明和合乎伦理操守的新闻报道原则。这些原则一直指引着我们的新闻工作。我们相信问责、公正和不懈追求真相的精神。
在独立小组完成调查前，《当今大马》暂停了南达的职务，但保留其全部的薪资和福利。
我们的调查必定会彻底和公正，并严格遵循我们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