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扎希健思案NFA：检长有无违反检控指令？

总检察长杜苏基于今年1月12日宣布副首相阿末扎希的健思基金贪腐案“彻底解决”时，或许在无意间曝露了自己完全违反了既有的检控程序。

总检察署在2月24日向吉隆坡高庭表明，它不反对扎希针对健思基金案的47项贪污控罪申请无罪释放（full acquittal）。

但这似乎抵触了时任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于2019年5月3日所发布的《检察司2019年第二号指令》（Public Prosecutor Direction No. 2/2019）。

这项指令为刑事诉讼的终止设立了严格的条件。当我们仔细检视杜苏基如何处理扎希案时，不难发现，他似乎漠视了指令旨在建立的根本原则。

当年，总检察署的检控决定不透明也不一致，引起重大民怨，因而诞生了《检察司2019年第二号指令》。

汤米汤姆斯（上图）在指令概述写道，当时刑事诉讼频频终止，使得整个检控体系的诚信受人质疑。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撰稿时，这项指令仍可通过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官网查阅，但总检察署网站并未列出此文件。

列七大基本原则

《检察司2019年第二号指令》确立了七个基本原则。

首先，原始检控决定的神圣性。指令要求务必尊重，并重视由“检察司办公室授权检察官最初做出”的提控决定。

一旦检察官确信存在表面证据（prima facie），这一发现就在随后的任何审议中都具有重大分量。

第二项规则确立“实质变化”为终止诉讼的门槛。指令明确指出，在考虑陈情书（representation）时，首要问题是：从提控到提交陈情书之间，情况是否出现实质变化。

第三，审讯一旦开始必须完成。或许最关键的是，指令声明：“如果审讯经已开始，且证人出庭作证，则必须一律拒绝陈情书，并允许审讯完成。”

其理由很明确：若控方证据不足，法庭本身会保障被告，即要么裁定表罪成立，要么在听取辩方陈述后宣判被告无罪。

指令最后强调，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允许在审讯开始后终止诉讼。

案件戛然而止

在扎希案中，总检察署似乎违反了汤米汤姆斯所发布的指令。

扎希（上图）是在汤米汤姆斯任期內被提控的，审讯于2019年11月18日开始，即汤米汤姆斯发布指令七个月之后。

这次检控并非仓促而行，而是建立在详尽证据之上。在超过50天的审讯中，控方传唤了99名证人出庭。控方举证阶段于2021年3月19日结束。

2022年1月24日，时任高庭法官柯林（Collin Lawrence Sequerah）下判。他表示，经过对控方证据的“最大化评估”后，他裁定控方证明了所有47项指控的元素，遂宣判被告表罪成立。

这并非勉强的表罪成立判决：法官认定每一项失信、贪污和洗黑钱罪名均证据确凿。

这正是汤姆斯指令所针对的情境：审讯既已开始，且证人深度供证。

根据指令清晰的措辞，单凭这一点就意味着审讯理应走完其程序。47项控罪全数表罪成立，更是强化了履行指令的必要。

然而，在2023年9月4日，在扎希通过律师提交陈情书后，控方以需要进一步调查为由，申请释放不等同无罪（DNAA）的裁决。

随后在2026年1月8日，杜苏基宣布将采取“无进一步行动”（NFA），实际上永久终止了此案。

完成审讯才适当

这个决定明显违背了2019年指令的明确原则，因为扎希案的审讯不仅开始了，而且是在表罪成立后的抗辯阶段止步。

指令规定，一旦审讯开始且证人作证，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可终止诉讼。

其理由在于体制考量：法庭听取证据而控方证据不足时，通过宣判无罪来保护被告才是最适当的做法。

杜苏基对NFA的辩护，即进一步调查发现资金流向有问题且案件证据已“稀释”，似乎不符合指令所构想的“特殊情况”。

这些正是审讯旨在解决的事实争议。

漠视表罪成立

当柯林（上图）裁定，控方已证明所有47项指控的表罪时，他是基于独立的司法调查认定，存在足够证据要求扎希进入抗辯程序。

这一发现本身具有独立价值。如果说有什么影响，它应该进一步巩固了让审讯继续完成的理由，因为指令已规定，從证人作证起就必须完成审讯。

然而，杜苏基的做法似乎无视了表罪成立的裁决。在被追问此点时，他辩称，柯林的裁决在上诉庭阶段仍可被重新检视，并引用了定罪被推翻的案例。

然而，这种类比有悖于指令的初衷。

该指令仅关注一件事：检察官应如何回应辩方寻求终止诉讼的陈情书。它与上诉庭对司法判决的审查无关。

上诉程序旨在纠正司法错误，而指令旨在规范检察官在审讯阶段对辩方陈情的回应。

两者互不干预，且存在上诉补救途径，不能成为检察官在法庭已独立认定证据充足的情况下，接受陈情书并弃案的理由。

情况无实质性变化

指令要求对终止诉讼的陈情进行评估，基础是提控与陈情时的情况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

杜苏基引用反贪会的进一步调查作为NFA的理由，声称调查非常详尽且涵盖所有角度。他表示，经过复核，特别是对资金流向的审视后发现，支持表罪的证据已减弱。

这一解释引发了深刻疑问。控方在50天的审讯中传唤了99名证人。法官审查的证据包括有关信用卡支付、保单、车辆执照、汇款以及总额达数百万令吉涉嫌贿赂的详尽证词。

资金流向并非全新发现的维度；它们从一开始就是控方案件的核心。

此外，2023年9月4日的DNAA是在扎希为抗辩作证到一半时提出的。如果反贪会的调查确实详尽且涵盖所有方面，为何在99名控方证人作证前没发现调查漏洞？

为何在2021年3月控方结案时，这些问题仍未显现？

六次陈情内容不得知

汤姆斯的指令是针对多年来形成的某种惯例，即辩方律师多次提交陈情书，基本上是“碰碰运气”。

因此，指令强制要求给予标准的回复，即拒绝陈情，特别是当后续陈情未提供新鲜或令人信服的理由时。

在这方面，杜苏基承认扎希的辩护团队向总检察署提交了六次陈情。虽然他声称这些陈情提出了事实和法律问题，但他未详细解释，这些多次陈情中出现了哪些在审讯期间，未被控方掌握的新鲜或令人信服的理由。

然而，这六次陈情的内容目前尚不得而知，究竟是重复性的内容还是具有实质性差异。

这些信函仅仅是在“碰运气”，还是反映了情况的实质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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