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前夕乍晓

ASAS 50与现代新加坡

五十年代作家行列（Angkatan Sasterawan 50，下称ASAS 50）是战后本区域最早出现的马来文学组织，它集合了当时新加坡和马来半岛两地的青年作者，为马来亚独立建国奠定了基调与方针。没有这批作家的睿智和锋利的笔，马来半岛默迪卡的呼声将被马来人万岁（Hidup Melayu）的狭隘口号所淹没。

战后1948年，马来亚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宣布马来亚共产党为非法政党，并查封左翼政团、驱逐与监禁左翼人士，社会上充斥恐怖气氛。半岛不少具有理想的马来青年在此时大批南下，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避开半岛令人窒息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当时新加坡不受该法令的影响而活动相对自由），另一方面，50年代新加坡的马来文出版界非常蓬勃，上述行业提供的就业机会解决了马来青年的衣食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得以针对民族问题自由沟通，各抒胸臆，为自治与建国做了思想准备。

无数半岛马来青年，如金剑（Keris Mas）、阿万伊沙甘（Awam il Sarkam）、阿斯拉夫（Asraf）、乌斯曼阿旺（Usman Awang）从半岛各地纷纷南下，他们和新加坡本土青年如韩查胡欣（Hamzah Hussain）、马苏里S.N（Masuri S.N）、莫哈默阿里夫阿末（Muhammad Ariff Ahmad）、沙末伊斯迈（A. Samad Ismail，左图）等共同工作与办活动，一时之间，才俊荟萃，形成了50年代新加坡特有的马来文化景观。一般资深马来作家、文化人或学者都认同新加坡作为战后马来文学的重镇。新加坡在战后的广播业、新闻业、出版业、印刷业、电影业等领域迅速崛起为区域中心，因此需要大量青年才俊的加盟。由此，直接促成了马来新闻业、写作界、娱乐与表演事业的兴盛与蓬勃发展。马来文学也在ASAS 50成员的耕耘下，摆脱了传统的乡镇色彩，塑造了它的城市性格，由此迈入马来文学的现代时期。

根据乌斯曼阿旺，马来亚的马来新文学应该从1948年作为起点，因殖民主义在这一年开始面对问题，乌斯曼的观点虽然比学界从文师阿都拉（Munsyi Abdullah）算起晚了很多，却不无道理。战后短短的三年时间对马来人的社会与政治造成巨大的冲击。自马来亚脱离日军统治不久，马来人又面对英殖民政府推行的马来联邦（Malay Union）计划。英人企图借此摧毁传统马来统治制度，以进一步巩固其殖民统治。1948年，英殖民实施紧急法令。

然而，正际此水深火热时刻，马来文学相继涌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年轻作家，除了阿万伊沙甘年纪较大（三十余岁），其余都在二十余岁之间，而且写作产量非常高，他们包括金剑、韩查胡欣、马苏里S.N、马士（Mas）、沙末赛义（A. Samad Said）等。无可否认，他们的作品虽然青涩，亦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但他们在创作中开始正视社会问题。譬如沙末赛义的短篇《期望成为大学问家》（Ingin Jadi Pujangga），是以ASAS 50的论争（“文艺为社会”VS“文艺为文艺”）为蓝本，针对马来知识分子思想的不确定性而写成的，可以说是本区域马来知识分子最早的自我反思。

印尼的影响

二战期间，马来报受印尼语的影响相当显著，但同时也在读者群中引起一些非议。譬如沙末伊斯迈在日军支持的报纸《Berita Malai》任职期间，有一次在电车上就听到乘客对该报吸纳过多印尼语词汇的报怨。印尼在1945年的革命运动中推翻荷兰殖民政权取得独立，对40、50年代新加坡的左翼马来文化人产生很大的鼓舞，他们热衷向印尼诗人学习，特别是新儒作家世代（Pujangga Baru）的作品。在印刷上，当时日本人以印刷英文海峡时报的最先进印刷机来印刷《Berita Malai》和昭南新闻（Syonan Shimbun）。可见，日剧对新加坡马来文学与文化现代性的积极作用。

金剑追忆道，当他于战后在《马来前锋报》任职时，有朋友针对他鼓催年轻作者学习印尼文学的作法来函指责他破坏马来文艺，但也有人写信敦促他以自己在该报的影响力聘请印尼著名作家加盟该报，可见当时的本地马来文学与印尼马来文学非一般的关系。这不仅显示当时的马来作者对语言文学发挥鼓吹民族抗争和独立斗争精神寄以厚望，同时也期待马来语文最终获得国语的地位。当时的马来青年作者隐隐然形成一支新队伍，他们的文学现代化实践呼应着建国诉求。由此可见，ASAS 50在马来亚建国方案上已有腹稿，它的马来语文与文学抗争带有更大的宏图，这是现代性色彩在这个组织的最初体现。

1959年由阿斯拉夫编选的ASAS 50短篇小说选《鲜花怒放》（Mekar dan Segar）最能揭示社会主义思潮对这个组织的影响。阿斯拉夫在编选导言中指出战后新世代作家在追求革新或现代性的偏差：

的确，几乎全部战后的年轻作者有意给马来亚马来文学注入新气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这过程中，部分年轻作者毫无任何指导，仅仅凭着摸索，因而导致人们误以为脱离良好规则的语言运用就是革新。 （1960: vii）

他的话蕴含两个重点，一是社会知识与社会认识对创作的必要，二是革新与语言使用的关系。针对后者，他批评部分新作者对语言使用的随意、草率与欠精确。无可否认，阿斯拉夫这一篇近九页的长文是战后马来文学界重要的一篇文献，揭示了他对建设新马来民族的具体要求，即培养新觉醒和负责任的写作观，来投射情感以及舒畅自由的思想与心灵。

早在战前，ASAS 50的一些成员已开始体现出对马来传统生活方式的反叛，以及对现代生活的向往，并在日常生活中做出调整。譬如金剑于1940年自西苏门达腊伊斯兰学院取得宗教学文凭以后，当他返回彭亨故乡吉打里（Ketari）的宗教学校执教时，乡民对他追求时潮如喜欢看电影和穿短裤子打羽毛球的行为颇为不悦。在日常交往上，他喜欢和乡村青年混在一起，没有丝毫老神职人员（lebai）的陈规，令乡民难以接受。可以看出，现代思想与价值观在金剑身上早在战前已经萌芽，与当时乡民迂腐、守旧的思想观念颇格格不入。

金剑在自传中说，他在40年代三度（1941、1942-1946、1947）南下新加坡，虽然三次起因不同，但都与文学有关。半岛马来青年在新加坡的落脚处一般上是Geylang Serai、Lorong Ungku Aman、Paya Lebar、Kebun Ubi等马来地区。他们之中，有些纯粹为了寻求生计，有些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出路与上升机会，1948年以后，马来青年更为了逃避半岛的戒严法令，到新加坡另谋政治出路。在Kampung Jawa、Arab Street、North Bridge Road和Jalan Sultan临近成为马来青年作者和政治青年聚集之地。而在这些地区周边，既有马来出版社如Royal Press、MIBS、Ahmadiyah Press等。新加坡也成为广播、出版与印刷、电影中心，提供了各行各业的工作，如新闻记者、作家、歌手、音乐人、电影明星、戏剧推动者等等。

ASAS 50的现代性追求

ASAS 50在创办初期发生了有关文学创作目的的论争，阿斯拉夫（右图）提出“文艺为社会”（seni untuk masyarakat）的创作理念，他陆续于1950年5月、7月、8月号《宝石月刊》以及1951年3月25日、9月16日的《时代先锋报》发表文章，指出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最终将由普罗大众所主导。当时普罗大众对马来亚文化现实颇为陌生，因当时由贵族与精英阶层主导文化。他相信这种情况终有一天会改变，因此呼吁社会准备面对这个发展态势。在思想的辩证上，他相信透过科学分析手段才能掌握社会的本质，因此文艺创作需要以科学分析为借镜。他也提到社会阶级矛盾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这层关系清晰可靠，它最终势必给人们带来觉醒。然而，他的论述没有引起当时评论界的注意，相反的是他的一首诗触动了读者的神经。这首题为《天堂》（Syurga）的诗作发表于1950年3月号《宝石月刊》：

为什么/人们仍旧尝试/在漆黑中/把不存的说成有/他们说/他是万能的创造者/连痛苦与磨难/都是他赐给的公正/你心甘情愿/倾注全力/赴汤蹈火/不惜代价/伟大的造物主

仅仅是一份委托/俾使你沉睡/至你的身躯物化/只有一个空间维度/值得我们全体依赖/没有别的世界/没有天堂与地狱/丑恶的人间是地狱/平等的社会才是天堂/两者择一/且协手合力建设

这首诗被解读为否定上帝的存在，且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色彩，立时引起《笔》和《新闻》杂志作者的抨击，沙末伊斯迈则站在阿斯拉夫一方，提出反击。根据希山慕丁（Hishamuddin Rais）在《1974年11/12月华玲》（Baling November/Disember 1974）一文透露，沙末伊斯迈实际上是马来亚共产党地下成员。当沙末于1976、77年之间被当局逮捕入狱时，澳洲共产党设法要求当局释放沙末。当时在澳洲流亡的希山慕丁从澳共发放的新闻中得知沙末在马共的名字叫Zainal／Lainaz，这个名字的谐音接近Lenin（列宁）的名字。

在上述论战中，最有代表性的另一方是韩查胡欣（Hamzah Hussin，左图右）。他注意到阿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倾向，并提出“文艺为文艺”（Seni untuk Seni）的理念，惟因论述能力不逮、寡不敌众，最后他选择离开ASAS 50，另组马来新作家行列（Angkatan Penulis Melayu Baru）。多年后，在接受研究者的访问时，他表示当年的想法很单纯，只想维护自由的创作心灵，却被指责甘作殖民—帝国主义的帮凶。他于1954年加入陆运涛与富商何亚禄成立的马来电影公司国泰克里斯（Cathay-Keris Studio）成为编剧与合伙出品人，撰写多部以马来历史人物和民间怪谈为题材的电影剧本（如《油鬼子》、《吸血人妖Pontianak》）而一举成名。无论是从陆运涛个人教育背景或电懋电影所走的荷里活式的时装片、歌舞片、都市喜剧，以及以中产阶级观众定位的电影来看，明显带有资本主义的价值与趣味。韩查此时选择加入国泰克里斯而不是邵氏兄弟旗下，结合其时高涨的冷战氛围来看，韩查和阿斯拉夫的论战背后，多少可以看出马来文化文学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因应特殊的时代问题。ASAS 50同仁，无论左右，皆以意识形态作为达到民族自觉/自决的载体，这是一种手段，绝非目标。

文化思想斗争

自左翼政党马来国民党（PKMM）及党内激进青年组织API被英殖民查封以后，一部分失去领导的马来左翼青年加入巫统，反对英殖民者实行的马来联邦计划。这一批人士反对英殖民按照出生地主义法规（Jus Soli）给华人及其它非马来人颁发公民权，其民族主义色彩至为鲜明。另外一部分马来左翼青年以驱逐殖民主义者，争取独立为首要目标，同时也注意到当时华人开始对马来亚产生政治认同，同时参与了独立建国斗争。此现象促发这一批马来左翼分子开始思考如何在多元族群的马来亚社会寻求团结与统一争取独立。他们提出了几个方案，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建议以包容性的马来民族观念意识为基础，寻求民族的团结与统一。易言之，这个包容性的马来民族可以包含非马来人，而马来语作为团结这个包容性马来民族概念。此时，马来语文不仅仅作为沟通工具，亦作为文化的基础。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往后十年，我们看到新马华人无不热衷学习马来语文，南大创校之初，学生自发开办马来语文学习班到校方正式开办马来语文课，以及文化界对马来文学和文化习俗的翻译与介绍、双语书刊杂志的出版，风气鼎盛一时，华—马两族文化人的互动亦颇为频密，可见当时马来亚华人热切期盼成为新国民情况之一斑。这钟情形大致维持到60年代中晚期。五一三事件以后，左翼政党势力式微，以巫统为主的国阵势力愈见稳固，马来—土著主义观念抬头，之前自觉与自发性的华—马文化交流遂不复见，华社在各领域的生活转为退守与防卫的姿势。

独立前自主性马来政治势力虽处于刚起步阶段，经济上亦不如其他民族，但彼等把语言文化作为建国之本的认识却毫不含糊。这是出于马来人自战前即已存在的文化思想斗争（fikiran politik kebudayaan）经验。这股思想以马来教师为先导，战后加入作家和新闻从业员，壮大了这个阵容。透过传统庠肆（madrasah）教师、作家、记者和编辑的笔杆，鼓吹民族意识与觉醒。二战前自马来人接受左翼政治以后，民族自觉意识进一步提升到民族自决诉求，然而，左翼政治仅仅作为这个过程的载体（vehicle）或催化剂，它的核心内容与目标依然脱离不了民族主体意识。这是战后二十余年间，正当马来亚各民族面对错综复杂的三个斗争局面时（即独立建国斗争、族群政治斗争和殖民政府厉行的反共斗争），马来文化思想斗争主导了当时马来亚政治发展的进路。它的思想核心是成立包含各民族在内的大马来由国（Melayu Raya），并把其他非马来人包含在马来由（Melayu）民族内，而马来语作为各族裔（suku bangsa）的共同语。不难看出左翼马来人这套理念呼应着印度尼西亚建国模式，左倾的ASAS 50成员基本上都抱持这个立场。当时华人以争取公民地位为先，普遍上也准备做出一定程度的文化调适来融入这个新生国家，新马华社于50年代提出马来亚化（Malayanization）新文化概念时，显然比左翼马来人的文化思想斗争滞后几年。后来英殖民者对左翼势力的强力打压及独立后的政治操纵，想象中的民族身份追求从马来由（Melayu）转向马来亚人（Malayan）。在左翼马来人看来，后者融混了外来因素与意志，特别是殖民者的意志，跟他们所倡导的马来由概念不可相提并论。到此，马来左翼斗争被迫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