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NE 政治不能不讲究格局。甫告辞世的敦林苍佑能让人民感念不已的，正是他敢于在逆境中开创新局的勇气和睿智。当年他这种格局决定了槟城日后的发展。此前，他在联盟马华的失意，以及后来1990年大选的失利败选，显然丝亳无损他的历史定位与光环。

相形之下，在逆境中只知卖友求存而又不敢承担责任；高谈整合却又尽行整肃异己之实的新当权派，自是高低立判。他们的权重位尊掩饰不了本身内涵的贫乏。而凭其认识水平，他们始终走不出三道板斧的框限，是完全可以预期的。这三道招式不外是：

新当权派只有三道招式

第一：对内，动之以利的收编和贿选；第二；对统治阶层的刻意献媚与自我矮化；第三是面向人民的高调务虚。统而言之，他们的政治诉求简单不过，即巩固党职为先；保住官位为要，其余皆可谈商妥协。

由此观之，难怪民众对执政党人的普遍观感，长久以来难于摆脱负面印象的桎梏。有人甚至以为执政党人的角气是天生不易讨好的。更为普遍的现象是不少执政党人只擅于彰显其公权力，却对如何能够在民众当中厚植其公信力，感到一筹莫展。

2002年提出“四民纲领”

事实上，关于以民为本的理念贯彻，早在2002年马华AB队党争中，我就已提出“四民纲领”的主张，即：深耕民生、传达民声、纾解民怨、实现民愿。

所谓“民生”，并不仅局限于动用公帑修桥补路，或替民众奔走部门单位而已。华基政党对民生的这种传统铨释，曾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彼此竞相仿傚的模式，可它已不适用于当下。它应当涵盖民生经济，关乎民众的生计温饱、生活素质与公民权利的有效行使等层面。

“传达民声”，望文生义，人们可能以为国州与县市议会里的为民请命，就是传达民声的全部。这种铨释长久以来肘制了民间广开言路的空间。民众习惯性的把请命的责任与希望寄托在民选或官派的议员身上，但近年来随着网络媒体的崛起与风行，广开言路已成了新时尚。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如何为它强化思想的深度，以及确立百家争鸣所需的责任文化。

就以法案提交国会辩论前后的公共讨论为例，就个人的记忆所及，除了当年备受争议的1961年教育法令第21(2)条款，曾引起华社的深切关注与讨论外，余者鲜少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其实，要打造一个公民社会，我们不单要广开言路，更要广开思路，才能真正发掘与汇集民众的智慧。

 
打击弊案才能纾解民怨
 
NONE 在纾解民怨方面，纳吉首相上位后，破格起用党外的学人专才，重点鉴定民怨，列出六大关键表现领域（NKRA），便是一个清新可喜的创举。虽然多项因应策略相继登场，广纳民意的开放展示日也一再落实，但它的普及性与深入浅出的宣导仍然有待加强，乃不争的事实。

与此同时，民众所厌恶的贪腐滥权，更应列为首要迫切处理的民怨。每年公布的总稽查司报告书所列举的大小弊案，相信只要认真启动检调机制，定会有助于恢复民众对政府肃贪的信心。这种期待和呼声来自基层民众，当政者是绝对不应听而不闻的。

官样文章只会加剧民怨

诚然，聆听民怨、纳取民意必需是出自真诚的。任何虚应故事式的官样文章只会加剧民怨，对执政当局的民众满意度皆是失分之举。当前最大的障碍乃系于一些执政党人与官员的心态调适。毕竟，长期的执政已逐渐使他们的思维疆化。时下，好一些用意良善的公听会也不幸的流于公式化，既无实质的民意反映，而官员也打从心底里没有丝亳咨询民意的意念。

对民众而言，实现民愿始终是他们的共同期待。它是执政当局体现执行力的最大考验。就我个人的观察所及，规划再好的良政善策一旦在执行的层面脱轨，它肯定会成为民众与在野党的诟病目标。长期的执政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麻木。官员固然对本身的职权任务感到麻木，对习惯性的作业了无创意;即便是执政党人，对本身政策所发酵衍生的利好观感，也似乎逐渐不感兴趣，甚至懒得经营。

“四民纲领”可敌“以民为本”

然而另一边厢，任何恶法陋规所引发的民怨民愤，其矛头则肯定不会轻饶执政当局。在这种此消彼长的情况下，执政党人容易陷入失分累累的困局，自不待言。

是以，执政党人要挽回民心，就应该认真的从“四民纲领”着手，并将行政资源贯注在精于规划、勤于落实、善于宣导等的三大环节。这总比人云亦云、囫囵吞枣的空嚷“以民为本”来得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