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知识分子

【艺文】读立自主

文科生随时都要有心理准备应对类似“你可以对这个社会有么贡献？”的诘问。面对这种不无偏见的质疑，与其抱怨社会总是不了解文科生的处境，不如回头思考这种普遍存在的误解，背后是否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导致类似对文科生的呆板印象得以成立。

有关文科生是否具备社会责任的讨论，其实早已是老生常谈，至少萨义德的相关论述与实践，早已为我们做出最佳的示范。一般人对于文科生的理解，不外乎是一班以大学院校为避风港的家伙，即便毕业了仍当大学教职员，常在图书馆钻故纸堆，做出来的研究成果予人过于艰深琐碎的印象，不知道能对当下的社会发挥出何种意义。

然而，当文科生也认定在大学里谋求一份稳定的教职，乃是天经地义之举时，上述对于文科生的认定将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叩问整体大学责任

当然，只针对文科生的诘难，肯定是不合理的。问题可以放进我国当下的时事背景中加以考察，或许更能把问题看得清楚一些。近年来萦绕不去的社会议题，从政策不公到官员腐败，由环保课题再发展到保育议题，所有的重大课题无不指出我国的发展方向早已迷失。

问题来了，针对上述议题而衍生出来的各式抗争运动也算层出不穷，甚至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在各式抗争运动中，大学生参与其中的人数，又是否与国内大专生的总人数成合理的正比呢？把问题再往前推，那些在大专院校里任教的教职员，在各种社会议题面前，又是否已作出明确的表态，更遑论深入的知识剖析？

如果大专生与在大专院校里任职的教职员可以算作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群人，为何这群人当中大部分人仍然能够在各种注定会影响国家未来发展动向的重大议题前，不作表态甚或分析？

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仿佛很轻易地就放过大专生以及大专教职员无需为社会议题表态的行为，这对于那些已经站出来的人，又是否公平呢？因此，若要叩问文科生的社会责任，为何不直接质问整个大专学府的社会责任。

知识分子遭体制收编

本文今日所推荐的两本书，钱理群的《我的回顾与反思——在北大的最后一门课》以及罗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的《最后的知识分子》，正好从一纵一横两个层面，为我们揭示知识分子如何逐渐被建制收编，并理所当然地在公共议题面前全身而退。

南方朔在为《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所撰写的推荐文里，有一段非常精准的总结，或能具体说明真正的问题所在：

“知识分子们在进入后，服赝新的游戏规则，只会关心一些琐碎的小问题，对公众议题已缺乏关照及掌握的能力，这叫做‘引人关注的琐碎’（conspicuous triviality），它的意思就是很琐碎、很花俏但却很无意义。当代虽然有些知识分子喜欢在口头上进行‘反叛’与‘颠覆’，但因为都是局限在琐碎的事务上，因而这种‘反叛’与‘颠覆’逐只是剩下娇柔做作的外表。……雅各比教授则说它是是种‘抗议的微型政治学’，是一种‘自我的泛政治，但却反政治’，他甚至用‘政治自恋’来称之。”

雅各比教授以美国为背景，探讨知识分子自动投靠大学建制的演变过程。现今大专体制以丰厚薪金吸纳专业人才，并要求这些受聘的研究人员或教职员必须按照既定的章程完成职责。

由于大学所提供的职位，能够确保受聘的教职员得以过上安稳舒适的生活，因此便把许多原本主要靠自由撰稿或搞活动谋生的知识分子给吸纳过去。慢慢地，进入大专体制成为教职员，便成为尤其出身文科班的大专生的唯一出路。

记忆所及，笔者就曾经在某一次在马大举办的研讨会上，听见苏庆华老师在会上抱怨，大学硬性规定教职员的发表论文量，再加上授课以及必须兼顾部分行政工作，最终导致教职员根本没有时间提升自身的学问。

大专体制如何把教职员给绑死的事实，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然而，这一切并非本来就是如此，但我们却很难想象二战前后在美国的知识分子仍独立自主，不隶属任何的机构，热衷于对公众议题发表意见，过着犹如游牧般浪漫的生活。

这正是雅各比教授在书中所说，波西米亚知识分子逐渐消亡的具体情况。论述至此，在大学里就职的教员，极其量只能算作是专业学者，并不代表这些人都有想成为知识分子的自觉。按照雅各比的说法，真正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出现，一众在大学里的教职员早已在大学的安乐窝里沉沦殆尽。

检讨学术机制

能有幸同时并读钱理群以及雅各比的著作，实在是极为愉快的阅读经验。有意义的地方在于，两人虽分属不同的社会背景，面对不同的政治体制，却不难发现两人所共同关注的议题其实性质相同。

当然，钱著的内容并非以回应雅各比著作的形式展现。钱理群回顾自己的一生，直面自己经历过的各个阶段，甚至不掩饰自己对于当代中国个别大事的看法，例如六四事件，叙述中不乏自我批判，叫人不得不佩服钱老的勇气。

针对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困境，钱理群在书中的第107页就说到，就他的观察所得，中国的学院派不能接受所谓“战士兼学者”的道路，而只能允许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方向。

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钱氏的要求也比较苛刻。在书中的第184页，钱氏就已经明确地区分出只会贩卖他人观念的二道贩子，以及真正懂得融会贯通提出自己观点，引导他人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

当今的中国大陆高度奉行资本主义制度推动经济发展，大专学府机制也多有参照国外运作模式，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因此而日渐收窄。

本文旨在借机提出一丝警惕，在普遍上专业学者已取代知识分子的当下，学府虽充斥了大量的精英，但已不会主动为社会发声。大学机制牢不可破的信念甚至已经内化到每一个人的思维当中。情况就如雅各比的著作面世后，便已被指责有仇视学者的意图。

重新检讨学术机制的讨论有没有可能展开，又有赖于在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有无反省的动机。

有关知识分子的讨论，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以及霍布斯邦的《趣味横生的时光》，相信又会有另一番深入的讨论，但那已是日后才能处理的课题了。

推荐阅读 ：

钱理群《我的回顾与反思——在北大的最后一门课》， 2008年，行人出版社。

罗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最后的知识分子》，2009年，左岸文化。

 

黄麒达，中文系毕业，热衷大学辩论活动，兼职杂志书话专栏撰稿人。近期阅读兴趣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后现代后殖民论述、史学理论、香港本土论述、中文长篇小说以及环保与文化保育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