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前夕乍晓

莫言得奖反映出近几代中国人的集体愿望和欲望。然而，他得奖也给中国人带来沉重的心情，网络上与媒体上的争论与褒贬形成两极对比。其中最尖锐的问题是，诺贝尔文学奖是颁给莫言，还是颁给中国？也有人问，诺奖评委会是颁个人奖还是集体奖？

支持莫言者极力撇清文学与权力运作的关系（并不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突出莫言个人的创作魅力；批评者则突出莫言的党性，批评他对体制采取回避的态度，维权艺术家艾未未毫无掩饰地从作家的社会道义向莫言提出批判，他直言不相信存在所谓的第三种道路，他觉得莫言的做法“是中国文人一贯的希望，或者是一种掩饰手法，在道德上的一种推辞，实际上他们就是一些懦夫和胆小鬼。”

特殊政治体制造就的风格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给莫言的评语一样引人深思，评语说：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瑞典文学院发布的新闻中说：“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他在作品中融入了年轻时代的个人经历。”

这明显是针对莫言个人的文学成就而言的，至于因何莫言需要借助幻想，他的幻想何以如此超绝……，却未有进一步评语，徒然留下令人揣测的空间。

然而，从一贯的文学史叙事规律中大约不难找到答案，笼笼总总，始终离不开社会条件反射论。另一方面，读者从莫言的演讲与访谈中也可依稀窥得一些端倪，以莫言自述的潜语，它无非是特殊的政治体制造就了莫言的个性与语言风格，翻开他的作品，饥饿、人性沦丧、冷漠等潜藏在欢乐与嘉年华的笔调中。

诺奖评委会把文学奖颁给莫言，显然把中国视为一个“国家”，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也可以说把中国视为一个新兴民族国家。由此上溯，谁又敢断言当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给非英语系亚洲国家不受上述潜在思维的所左右，譬如分别两次颁给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

从这种出发点颁奖给莫言，跟民国时代或中国建政初年的作家身处的国家形态并不能等同视之。那是家国动荡至战后冷战年代，这段期间，现代中国的构建仍然在进行中，基于种种原因，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它符合不符合西人的价值标准仍然是未知数。或者说，彼时的中国只是名义上的国家，没有实质意义，从海外华侨遭受的苦难大体可以印证，1949年以后，台湾问题正当棘手。

国家文学形成的缩影

这样说，绝非否定莫言的获奖资格，莫言的得奖，文学和非文学的因素恐怕都难以否认。当然，对文学家而言，只要认定凭作品获奖，其他都非他所能置啄。然而，我的问题是，莫言既然是代表中国的“国家文学”作家，他所背负的无形的党国意识形态将如何为未来的中国文学开拓一条更宽广的道路？

莫言又准备如何面对无以规避的过去与当下问题？而对所有有国籍的“海外”华文文学或华语语系作家，他们的命运乃至上升将面对什么问题？报道提起少儿时期的莫言因追看杨沫的长篇《青春之歌》而致忘了放牧，他也坦诚所有的红色经典全都看过，显见这是他作为国家文学家的重要过程，那是他既批判又延续的写作道路。

黄子平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提到17年文学时期的《青春之歌》和其他革命历史小说恰恰是新中国极力推崇的红色经典。由此值得关注的是，西方已经成功把中国纳入其历史轨道中，跟他们玩同一套游戏——“国家文学”。有人说，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与西方的价值标准与思想体系走得最近的时刻。

莫言是读红色经典与读革命历史小说成长的。80年代以后，他一方面是革命历史小说的延续者（如《透明的红萝卜》与《苦菜花》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他也受西方小说观念的影响，尤其是法国新小说对他的启蒙意义。这样的结合，也是大陆新的历史环境促成的。

毫不奇怪的，他被学界视为新历史主义代表作家，这除了指文学性的开拓（即指从阶级矛盾叙事转入人性的描写与挖掘），也不能否定新的客观历史条件的滋养，如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从时间进程来看，基本上是国家文学形成的一个缩影。

换句话说，莫言小说反映的是中国在中共治理下如何建立“国家”的故事。莫言小说充满奇幻色彩，为他笔下没有威胁性人物之事实作了交代。至于莫言小说的思想性，则有待细究，不过在得奖后的媒体访问中，他坦言称中国不需要太多鲁迅，这倒值得思考。

印象中莫言两次来马，一次是1991年，一次是2004年，第一次是莫言面对写作瓶颈的时期（其时部分作家下海从商），第二次是在第九届国家文学奖获奖者已故S. Othman Kelantan的受奖礼上。

他身着峇底，在略为暗淡的灯光下，他那一袭新衣更显得斑斓、鲜亮，在戴小华的引路下进入厅堂。当晚，莫言是以嘉宾身份出席（马来）国家文学奖的颁奖礼，不期然让我想起，马来文学后起之秀Faisal Tehrani多次在《文学》中提起的Mo Yan。莫言的世界性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