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文化行脚

诚如英哲人霍布斯所言，为让人们免于持续战争，无形的国家必当化成有形政府，与治下人们建立社会契约，集合权力行使暴力。简言之，国家政府是建立在“至恶”之上，此即对暴力死亡的恐惧。霍布斯属意君主制，认为这个主权必须是绝对的威权。

NONE 不过，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则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告诉我们：人生而平等，谁也没有权力统治谁；后来大家为了共同的福祉，而有条件地把自己权力中的一部份让渡给国家，让它按照这个契约精神为所有的公民服务。国家的权力（最形象化的就是警察权）是在这个契约的保障下取得，因此政府一旦违背这个契约，公民就可以不再遵守这份契约对他的约束，筑起街垒，对抗警察与政府。

我们与国家的关系就建立于两者论述，即政府是必要之恶，惟越界就必须推倒。台湾戒严后解构专制，让政府重新与人民缔结社会契约，民主化的结果是出现了霍布斯所焦虑的大鸣大放。转型正义成了台湾政治社会新兴议题，开始为过去惨案的追溯、补偿、存档和展示。成立人权景区、博物馆、档案馆，补偿基金，多少填补过去强调民主转型忽略政治正义的遗憾。

本文想要借鉴台湾戒严后关于正义转型的经验和声讨国家暴力的方式，来预想我国未来社会议题。惟临别专制的我们，应当重视民主化之后的政治正义，追究过去的迫害。

补偿国家暴力受难者

1998年，戒严10年后台湾政府立法“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 依法成立“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简称补偿基金会），专责办理补偿相关事宜。

补偿基金会在1999年3月9日完成法律登记，4月开始接受案件申请。一年之内补偿金申请案件即高达5000件，截止2012年12月，审理了9677案件，要件不符者有19.38%（1875件）、予以补偿者为79.64%（7707件）、不予补偿则有0.98（95件）。（注一）

NONE 总统也向受害者颁布其签署的“回复名誉证书”，还受害者清白。政府强调此举为“我们希望政府这些致力抚平伤痛之努力，让历经艰苦岁月的受裁判者及家属能走出历史的阴霾，全民共同开创台湾自由民主祥和的社会”。

今年戒严25年周年， 获颁证书者就包括了前省财政厅长任显群。其子任筑山代亡父领取时说：“很多年来我父亲都是 一直对他的冤屈觉得得很冤枉。对我父亲在天之灵的话，就是说我们终于了了一件心愿。”（注二）

 

展示细腻生活的人权园

另一政府转型正义的手法，即成立人权景区，其一就为台湾新北市新店区的景美人权文化园区。景美原为戒严时期的警总军法处和国防部军法局所在地，过去曾是当时羁押并审理犯罪军人、一般重刑犯和政治犯的重地。（注三）

90年代中期，台湾开始为白色恐怖时期受害者平反，前段所述的“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就是那个时候的产物，而积极推动者即为坐过两次政治狱的前立委谢聪敏。（电影《牵阮的手》提及其故事。）

在这样的氛围下，政府逐步将受难者监狱遗址列为历史建物，并筹建纪念碑，借此抚慰受难者与家属心灵。同时采集口述历史，透过出版，展示与活动，推动人权教育。园区开放牢房，展示当时扣留者狱内生活，以“本真”让观者凝视19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景美园区虽同柬埔寨金边S-21集中营为国家暴力的展示，然而两者的再现有差异甚大。

NONE 景美园区对于受难者的狱内遭遇叙述得更细腻，如狱中文化、文学、生活等，强调受难者如你我般都是活着的，会喜欢歌曲、阅读、吹水打屁，然国家的暴力让他们芳华虚度，甚至被消失。

景美园区是活着的文物园区，不间断举办活动，活动内容多样化，不是国内教条式博物馆所能比拟的。来时碰巧为《压不扁的玫瑰——狱中文学、艺术、电影文化展》， 诉说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不乏才情洋溢的作家、艺术家及文化工作者。他们坐监期间，很难有自主性的书写。台湾民主化以后，很多受难者开始书写狱中回忆录或自传式小说。而这样的一个展，不仅是重视这群“压不扁玫瑰”的努力，亦以此再现历史的真相。（注四）

狱中文艺代表要数战后台湾电影开山祖白克，他不仅是台语片第一代导演，也是台湾第一代影评人，白色恐怖期间，以“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罪名判处死刑，1964年2月22日遭枪决。

观光客的凝视

以观光者的凝视而言，这是历史作为观光，以内部挖掘作为观光资源的做法，采取多方面视角来看这段历史，其实也是休闲与观光业的操作，观光业者所思也是不停开发旧景点新玩法。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文物历史太过于侧重视觉会有些问题，参观者只能想象与这些所见物体相关而出现过的生活方式。然而景美园区大量的说明，详尽，再配以多媒体呈现从宏观到微观的历史，如军事法庭审理情况、受难者爱情故事、受难者与家属通话内容不一而足，如此细腻叫人惊叹，这也多少补上了不足。

NONE 台湾目前的正义转型政策，主要政策是抚慰受难者家属，缺乏了对加害者的追究责任。前段文叙述政府成立补偿基金会的愿景，强调是为“政府致力抚平伤痛之努力，让经历艰苦岁月的受裁判者及家属能走出历史的阴霾。”，所颁发的“回复名誉证书“也还是政府“致力抚平伤痛之努力，让经历艰苦岁月的受裁判者及家属能走出历史的阴霾。”。

政府纯是补偿和澄清，只有安抚作用，而这并非正义的。在受难者心中，这样的平反纯为起步，只是他们受创心灵的一点慰藉。但白色恐怖期间的档案依然没有完全解密，真相依然锁在黑暗里。

台湾学者徐永明，认为台湾转型正义障碍为司法反动，因为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恶法亦法，过去的的恶行，在恶法的条件下当然是合法。因此，过往政治受难者或家属循司法途径追究不当审判的问题，常常会遇到过去法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讨论。

比较我国，遭政府以内安法迫害者，以司法声讨政府暴力之时也面对了这样的讨论。所以政治的正义必当伴随着司法的转型正义，才能在出现所谓“不正义而合法”的反动谬论以前，踢开挡在正义前的绊脚石（注五）。

惟目前国内仍缺乏转型正义的讨论，更妄论开启司法转型正义的讨论，那么未来若然发生所谓型转型正义的讨论，就会沦为在行政上的补偿问题，而无法追究加害者的责任问题。

活的博物馆

其次，关于人权景区观光的问题，柬埔寨S-21集中营虽然是记录了一种集体悲伤的博物馆，亦成为了观光区，我以为S-21缺乏了让人再来的元素，亦不足以吸引更多柬埔寨新生代入内了解这段集体悲伤。

NONE 站在陈列物件面前叹为观止已经不再是游客被期待要有的体验，游客本身的参与反而才是现今博物馆展览的重心所在。“活”的博物馆已经取代了“死”的博物馆，有声取代了无声，参观者与展示物件之间也不再隔着一层玻璃，甚至展览的本身也越来越多媒体化，“本真”氛围的营造方式有时也变成展示一部分（注六）。

景美园区是正面的示范，加入越来越多的多媒体再现，再以装置营造氛围，大量的活动，让景美人权园区一直能出现在生活里。

作为“本真”的文物，景美园区的志工，好多都是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导览的可能遭捉过三次，与你擦肩而过的可能做过15年牢，景美是十足十或者的“活”人权景区。

 

为人民记录国家犯罪

简言之，追究国家犯罪的正义转型，必当警惕出现“安抚”或“和谐”化情况，即借补偿与澄清来转移对加害者的追究，完整的政治正义也必须有转型的司法正义为垫脚石，才足以消弭国家的暴力。

也许马来西亚现在谈设立赔偿基金或人权景区有些太早了，毕竟甘文丁扣留营还摆在那里。其实在所有的犯罪类别里，国家犯罪对个人人权的伤害最严重，这是我们即使经历万难也要落实民主化的原因。

内安法令受难者都是在政府授权下遭警方羁押，受罪在国家的合法暴力治下，而政府却是我们之名在犯罪，即是我们的原罪，容许政府继续蹂躏生命，将是我们的一错再错。

窃以为，每个国家都有一座有形或无形的纪念馆，记录国家的犯罪，我们的就是这一座在太平的甘文丁。而为甘文丁规划关闭后的用处，就是否定国家暴力的积极想法。

 

注释：

注一：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 申请案例统计 。

注二：李明贤,解严25周年发票之父任显群回复名誉，中时电子报，2012年7月16日。

注三：景美人权文化园区， 维基百科 。

注四：《压不扁的玫瑰——狱中文学、艺术、电影文化展》文宣。

注五：徐永明， 转型正义在台湾 ，台湾正常国家进行曲。

注六：约翰厄里（JohnUrry），《观光客的凝视（The Tourist Gaze）》，书林，台北2007年。

 

卓振宏自况：教育，是我一辈子的工作，启蒙人，遭启蒙是我追求的生活方式。游走在性别、选举、古迹、社区、种族、环境议题，追根究底仍是资源分配与民主。旅游，是我短暂的出走，以身躯体验世界之他，以心领会世界之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