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放作品再读
【艺文】前夕乍晓
在本地文学界,梁放的文学成就可说不曾被忽视。上世纪80年代刚出道不久,他的小说《玛拉阿妲》即入选《世界中文小说选》,往后国内外各种文学选集,基本上没有把他遗漏,虽然大部分是以“分猪肉”的方式安置各区域作家。
毫无疑问,他的书写题材、经验与历练,乃至文笔都是独有的,几乎找不到第二人。恰恰因为如此,造就了他特殊的境况——即在学界的视野中,却不在学术研究议程中。
纵观学界过去几篇对梁放的讨论,够得上学术性的研究大多来自大陆与台湾学界,但如隔靴搔痒,始终没有提出太深刻、对应的东西。
此 外,若和他早年远走他乡的同乡李永平和张贵兴比较,其受重视程度显然与作品水平标杆不成正比。对于一个来自现代化发展长期有计划被边缘化 (systematically marginalised)的地方,对于一个执著于本土的“乡魂”(借其专栏名称),他似乎注定必须面对更为流离颠沛的命运。
【艺文】前夕乍晓
在本地文学界,梁放的文学成就可说不曾被忽视。上世纪80年代刚出道不久,他的小说《玛拉阿妲》即入选《世界中文小说选》,往后国内外各种文学选集,基本上没有把他遗漏,虽然大部分是以“分猪肉”的方式安置各区域作家。
毫无疑问,他的书写题材、经验与历练,乃至文笔都是独有的,几乎找不到第二人。恰恰因为如此,造就了他特殊的境况——即在学界的视野中,却不在学术研究议程中。
纵观学界过去几篇对梁放的讨论,够得上学术性的研究大多来自大陆与台湾学界,但如隔靴搔痒,始终没有提出太深刻、对应的东西。
此外,若和他早年远走他乡的同乡李永平和张贵兴比较,其受重视程度显然与作品水平标杆不成正比。对于一个来自现代化发展长期有计划被边缘化(systematically marginalised)的地方,对于一个执著于本土的“乡魂”(借其专栏名称),他似乎注定必须面对更为流离颠沛的命运。
文化的交流与沟通
有一次在讨论华人跟在地文化互动的个案时,发觉个案人物的遭遇亦大抵相似,一时之间若有所悟。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人们对陌生事物的接受问题,一个群体对陌异文化因素从熟识到接纳,需经历反复不断的协商,这过程必然牵涉整体的参与,先经历选择、扬弃而后融合。
以马来西亚华人熟悉的语言表述,两造的协商便是“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对于高阶文化,交流条件的形成,往往有赖于某一促发者,或学有所专的先行者,否则交流与协商就只能停留在低阶层面。
以杨贵谊为例,在华马语文的沟通上以及文化主体建构的工作上,他以华马词典的编纂事业担纲先行者的任务。杨氏目前编纂的华马词典,对华人学习马来语,认识马来文化等作用有别于一般词典,对华校生,其作用更是如此。
杨贵谊常以“文化交流”为己任,但我以为他同时也在进行马华文化建设工作,其中的核心正是在他的文化交流工作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主体内容。在此,语言与词汇成为他的文化建构场域,《马来语大词典》采用的词条诠释视角,以及被他“慷慨收留”的为数不少的华语借词(有者由印尼华人所用,目前已淘汰)与很多“摩登”词典收词不同,他的在地文化实践就在这样顽固的治学观点中体现出来。
在文学领域,我以为东马的梁放在其作品中做了不少实践。吊诡的是,这反而成为他的作品不易被理解,或不太受学界重视的原因。马来西亚华人有过于正统的文化血缘观,在这领域,任何人有过多的异质性实践往往不会有好下场。
易言之,在地化、本土化往往被投以特殊眼光,不置评、不讨论或善意的搁置是华社给与的最友善的待遇了。若说不好听,这等于让你自生自灭。
田野式的写作题材
跟语言的交流与协商比较,文学中的文化实践走的是另一条路。文学写作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建构场域,它容许作家主观意志的贯彻,在本地被视为工农八股的写实主义写作都不排除“截取生活片段”、“发觉生活中的本质意义”所依循的主观能动性,更遑论被写实主义讥为“标新立异”的现代主义及其他流派写作。
梁放的在地文化实践最引人注目的在于题材的筛选与撷取上。这原本没什么好说的,但由于选材与他的特殊的生活历练结合,形成了他田野式的写作题材。约言之,他的题材与生活现实紧密相连,对来自多族群共处的砂拉越,显然带有更实在与具体的意义。
他以素描方式为砂拉越大量勾勒了特有的人文风貌与景观,在1993年前后,他同时以“乡魂”和“看云录”的栏目在星洲日报《星云》版和多篇非专栏散文在《南洋文艺》刊出,开始了他的故乡认识之旅。
当时,他在砂拉越水利灌溉局任工程师,有机会走入穷乡僻壤,大大开拓了他的生活视野。砂拉越的人文风物在他笔下,呈现出不一样的在地人视角与感觉。《再见砂隆》、《牛仔镇实栏沟》、《万年烟河面》、《诗巫印象》、《泗里街布吉荒》、《情结乌铎》、《从鲁峇安都到峇当艾也》、《Lambir国家公园》、《美里单绒罗邦之夜》、《七里菜巴刹》、《古晋河滨公园》、《泗里街的黄梨》、《民丹莪的柑》、《沐胶这个小镇》、《梦寄山城——闲寄如楼》等,直接以一个城镇为名勾勒其貌,虽短而线条分明。
对风土人物关照之余,他并没有忽略现代洪流遗留在乡镇人物身上的疤痕与伤痛。他的地方人事散文与小品,如《山猪头》、《那个中国来的女人》、《Pua Kumbu》、《香米飘香的Sekuduk Cupak》、《刘本耀吃虫》、《来自加帛的Belida》等获多或少带有这些烙印,若把前后两者拼凑起来,正是一幅独特的砂拉越民心风物画卷。
不否认,他笔下的地方与事物对不少半岛人格外陌生,形如异国。借用砂州人乐于引用的一个漫画寓言,若砂州是那头常期被马来半岛予取予求的母牛(如他小说中老阿叶伯的伊班性奴),则梁放的散文与小品,乃至他的小说正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最好的反思教材。
置此砂州当下现状以及政治风雨欲来之际,梁放的作品引人这样的联想,的确令人匪夷所思。在梁放的地方书写中,笔尖下虽少了一份历史的厚重,却隐隐透露作者对现实的观照与悲悯,这是他的在地实践的第一个重要面向。
超越族际文化藩篱
第二个面向是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梁放的散文如果有什么视角,实为超越族际与文化藩篱的眼界。这除了他的跨族际地方书写,更重要的是其视角相当显著的去族际化(de-ethnicitised)倾向。
这在他的小说尤其值得注意,论者往往把他书写异族的小说列于族群关系角度进行讨论,所能看到的自然比较片面、偏颇。他的超族际视角得力于他的人道主义悲悯。这一点留待以后有机会就其小说再进一步申论。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