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行动月读

在舆论界中，标签别人、以人废言可谓相当常见的谬误，而令人困惑的是，这种谬误又似乎和“批判要超脱”的标准不无关系。言论世界茫茫何其大，如果我们总能轻易见到这种低劣手法，很难说不是一种普遍的问题，背后理应有其观念赖以形成的基础。打破这个迷思，或许有助提升舆论效率。

标签论敌的谬误

先谈标签论敌。说起这四个字，映入各位脑海的，或许是有关当朝政府的坏印象。比如当非政府组织提出批评，官方往往不会开明地接纳，反而将前者标签成“反对党旗下组织”，说得好象只要是反对党的批评就不需要理会了。

不过，如果你以为这只是当权者单方面的惯用手法，那就太低估了问题的普遍性了。纵观网络言论，标签他人亦是屡见不鲜的手段。例如在回应异见时，部份国阵批评者经常将论敌划入“国阵支持者”的阵营，对不？

这种手段背后有一种暗示：只要证明了“批评者”和“批评对象”关系匪浅，我们就可以瞬间瓦解别人的公信力，任其言论如何都会不攻自破，甭须理会。仿佛两者之间的距离，就是衡量言论高低的尺子，靠得近就是下品，离得远则是极品。这就是为什么这种伎俩总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怎么好象在说着“批判的距离”这个早已奉为常识的理论呢？

批判须保持距离

在一般的观念中，我们相信论者和对象如果关系密切，将难以发现、承认错误，更不用说揭露和批评了。因此，批评者必须自觉地和对象抱持距离，凭着这段“批判的距离”取得一个比较抽离的位置，从而超脱那些妨碍他理性思考的因素。唯有如此情形下发出的批评，才是最为客观，也最有说服力的。

NONE 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1935）在《阐释和社会批判》（Interpretation And Social Criticism）里为这种讲究超脱的观点进行了归纳。在他看来，超脱可以分为两类：“第一，批评家必须在情感上脱离，超脱于成员之间的亲密友好情感：超脱利害关系，公正无私；超脱好恶情感，泠静客观。第二，批评家必须在知识上脱离，超脱于他们自己社会（通常被认为自以为是）的狭隘看法：开明、虚心、客观。”

可以这么说：标签论敌之流捉紧了人对超脱及超脱式批评的信任心理，从而抺黑他人的身份，试图逹到以人废言的效果。面对这种有心或无意的逻辑谬误，澄清相关人士的真实身份也许是必要的，但仅仅一再被动地遇招解释不是长久之法，我们或许应该考虑相较根本而主动的方式：通过理解“超脱”的优缺点，去消解它至高无上的权威，甚至是思考有没有另一种更加理想的批评形式。

超脱式批评优点

先前提过，我们相信超脱可以消解批评者的不理性因素，提供他一个有利的观察和思考位置，由此而发的阐释相对客观。显然，“客观”是理解“超脱式批评”迷人之处的关键词。当代民主社会里，公民各持不同宗教、道德和哲学立场，乃至争端不断。“超脱”之所以特別有说服力，正是因为人期待批评家可以提供一个客观、绝对的终极答案，从而一劳永逸地跨越偏见、赢得争论，终结永无休止的争议。这也是为什么在人们的想象之中，理想的批评家往往是位绝对无私、置之四海皆准、近乎英雄般的人物。

“超脱式批评”还有第二种魅力，这和它超越本土知识水平的“先进”或“进步”性质有关。沃尔泽在书中提到两种批评家很能说明这点。第一种是来从西方帝国到殖民地的知识份子，比如被派往的官僚。当然，我们会更熟悉后一种类型：一个“外国化”了的当地人，比如在异乡完成学业的知识精英，他们一般认同外国知识和文明，但最后遵守着自己的义务回归祖国服务。这种“外部批评家”虽然置身于当地社会，但借助于比原乡更为“进步”、“文明”或“普世”的标准，使得他们站在较高的超然位置，对社会进行客观而犀利的批评。

超脱式批评不足

不过，沃尔泽却对这种批评有所保留。首先，当然是来自实然方面的考虑：要求一个公民在情感和知识上自绝于社会无疑是件极其困难的事。他强调，批评并不要求论者完全退出社会，只讲究远离权力机构和统治。

事实上，超脱之所以看起来很有道理，很多时候是与“身处社会边缘”这一个概念混为一谈，但我们往往忘了，某知识份子远离社会中心，至多是前者特立独行的前题，但不代表足以完全切断其与自身家园的情感，也不意味着能在知识、传统和观念上彻底摆脱社会对他的影响作用。或恨或爱，我们有时反而在这类身居社会边缘的知识份子身上，看到远较常人更浓烈的情感。

另一个局限是，就算标准多么客观又多么高明，但毕竟还是从旅行箱中取出的外来品，对不明所以的当地人来说，只能是对牛弹琴。在作者看来，知识上的超脱除了是跨越空间障碍（从外国到当地），同时也是超越时间藩篱（从古老到现进）。这是可贵之处，也是麻烦所在：批评家如何叫当地人全盘否定自家传统习俗、一起超越时空？脱离现存制度的论说，除了难以理解，同时更缺乏吸引力。

作者进一步指出，由于超脱式批评不为大众所青睐，所以论说和游说难以成功，于是他势必面对一股压力：是否改用强迫手段来实现变革？沃尔泽认为，如果他依然坚持落实自己的主张，最终极有可能会踏上强迫式的暴力道路，例如武装革命，甚至是洗脑政治、思想禁锢等。原因在于，力求客观的超脱批评，本身就具有寻觅终极答案、终结争论的特点，这样的思考模式决定了在“如何实行改革”这点上，也同样倾向根本解决、全盘改变的革命路子。这种转向当然不是必然的——毕境革命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而并非每个超脱式批评家都是生逢其时的政客或军官——但也值得我们警惕。

内部批评的优点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沃尔泽才会在书中不断推荐另一种批评形式：“内部批评”。在他看来，理想的社会批评必须源自社会内部。这种批评家多半是当地人，使用的都是本地标准和语言。就算他曾经留学海外，也倾向于把新思想和本地文化连接起来，建立在自己熟悉的本土知识上，力求把标准在地化。这样的知识份子很难说在知性是超脱的，对不？

有别于外部批评家那种自居超然位置、执行正义式的泠静客观，内部批评家更象是为了自己和同代人的共同事业奋斗，在情感上也不是超脱的。作者并不排除外人亦有可能成为成功的内部批评家，前题是他必须象那些曾经远离乡土的留学生一样，唯有成功融入当地习俗和制度，才能运用对象能够理解的语言和标准进行论说。

沃尔泽指出，历史上成功的批评家大都是这类内部批评家，因为他们的论说更能为公众理解和接受。他以撰写《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的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思鸠（Montesquieu，1689—1755）为例，假借波斯人的眼光来批评自己的国家，只不过是后者的写作形式之一，此书之所以能让法国人产生共鸣，其实是书中对法国社会生活和制度的精僻描绘。在这里，不超脱并不是弱点，反而是这位法国知识份子成功打动同胞的关键。

拒绝标签式批评

在很多时候，人的目光往往会聚焦在“当局者迷”、“厚此薄彼”等状况，却忽略了在另一边厢，情感、知识联系其实对批评者有着积极作用，从而对超脱有着过多的信任和期待。标签论敌之所以在本地舆论界滥觞成风，恐怕多少是迎合了这种大众心理，否则问题不太可能这样普遍。

所以我们可以说，公众对这两种因素的双面作用理解不深。参考沃尔泽这套“内、外批评”的理论，能理解批评如何在这两大因素下产生变化，有助我们戳破对批判距离的夸大和执迷。批评模式各有优缺点，就内容而言，“外部批评”籍由距离也许会比“内部批评”来得相对客观、公允；但是在操作和效果方面，由于后者更能打动受众，所以更胜一筹。

如果我们还记得批评本来就是一种对话模式，就算不像沃尔泽那样坚称“内部批评才是最理想的模式”，也至少懂得欣赏它的优点。因此，以后当有人振振有词往论敌的身份大作文章之时，我们也就不至于轻易被转移了视线，你说对不？

 

陈沛文，拉曼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平日喜爱阅读，目前在书店兼职，同时也于中学、大专从事华语辩论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