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话，梦话

【艺文】恋念岛屿

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来自北京的画家 赵蘅 告诉我，说早些年中国的小学语文课本选用了她的一幅题为《太阳很足的晌午》的画作，并且以此来布置课堂作业，要求学生“看赵蘅的画做一篇文章”。关于这一幅画，我们后来聊了一些，原来那是美术学院出身的画家在文革后重执画笔，再度启程彩绘生命之后的成名之作。

对她来说，这画当然别具意义了。

小孩总都是无辜受罪的一群

立意寻回文革年间失去的绘画生命，那时画家为自己设定的作画主题，是中国小孩系列。为了画画，画家离开落户的北京，赴河北乡郊的村庄采风，后来透过前夫的关系，向在当地进行摄制工作的摄影队情商，借调了个小演员来当模特儿。画布上在“太阳很足的晌午”沉入甜美梦境的，那身着军装又压着个书包的小娃儿，其实就是张艺谋的成名电影作品《红高粱》里的小童星——这当然是画外花絮了。

 太阳很足的晌午

虽然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作品，但画家把画框里的时间设定为三四十年代的战乱时期。扛枪上战场奋勇地厮杀抗敌，不管是抵御外敌还是打内战，总之都是大人的邪恶世界所挑起的事端，祸事底下的小孩，总都是无辜受罪的一群。

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乱年代，小孩的无邪心灵所能想象的美好生活，无非是可以快快乐乐地背上书包上学去，然在跟同龄小伙伴在一起上课学习或厮闹嬉耍，放学了就蹦蹦跳跳地回家；蹦着跳着下学回家的小孩，远远就能见到妈妈抱着弟妹在倚门盼归，热腾腾的饭菜，早就在饭桌上备妥等着了。这样的生活景象，说起来只是一份再平凡不过的想望，然而要是生错了年代，它却不一定能实现的。

残酷现实挤压下的卑微愿望

因为当时工作的关系，我在槟城见到了赵衡，听她在画廊里指着墙上的画娓娓说着画里和画外的思想与人事流动，也曾赶在风雨压境之前在槟城海堤边的露天茶座听她说自己的人生经历——时代的风雨飘摇都化作仿佛与己无关的故事情节了。

  豆油灯

后来也在北京她的住家兼画室重逢，更让她开着车在北京繁忙的宽敞大街兜了好几个领着访美术馆看画，也让她一边将手从方向盘抽开了把我的目光望街边的高大红墙拨过去，说那是她那阵子的作画主题，其中几幅作品已在她的画室展示了。

然而，赵蘅其人，留给人在北京的我最深刻的印象的，是领着我拐进一道老胡同了敲开其中一扇门，再把我带到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面前，介绍说：这是中国最早的《红楼梦》英译者我的舅舅！北京、胡同、说洋文的红楼人物，成了我的北京奇遇。

作为画家的赵衡，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的，还是她的中国小孩系列作品，比如《豆油灯》，比如这《太阳很足的晌午》。画家在作画时深切关注的，那些在残酷现实的挤压之下有时难免会碎裂的卑微愿望，回想起来，每每让人内心悸动不已。

自打在画廊与这幅作品的仿真画打上照面之后，每每读报看新闻，一旦看到镜头下的人为或自然灾害现场散落一地或集成一堆的书包和课本，我脑海里总要浮现这赵蘅笔下慵懒与安详的枕书午睡画面，想起晌午梦境里令人心酸的一份卑微憧憬……

 作者北京访杨宪益时合影，右为画家赵蘅，杨的外甥女。

季候风之下和乐安平的国土

多年前画家在槟城，不经意地说了句“看赵蘅的画写一篇文章”，让我我老惦记着这事儿。画家北归之后，我搁着；京游访画家的画室后归来，我搁着；写了画家与《豆油灯》画中人情谊互动的故事之后，我继续搁着它。

我们号称是季候风之下和乐安平的国土，人为祸端的战争画面只在电视荧幕上搬演着，生灵涂炭的天灾苦难也只是远方的新闻，我们一直都在《太阳很足的晌午》酣睡着，醒来自有香浓的茶饭和亲情围绕着。

只是，近这一两年来诸多攸关民生与国土生态的课题接连爆发，这赤道艳阳底下的安分生活，我们的安平日子还有多少呢？（那酣睡在甜梦中的画中人，现实里虽因一部撼动人心的影片而暴得名利，但其后的演艺乃至人生都不怎么顺遂的画家说；同样的，某些人或也因一些投资发展而在短期内暴得其利，但其后续又将如何呢？）

看赵蘅的画说一些心里的话，无非是希望我们生活的世界少一些落空的希望，让世界多一些幸福。

（2009年5月7日完稿）

杜忠全，槟城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为马大中文系博士候选人，迄今出版有《槟城三书》套装、《我的老槟城》散文集、《岛城的那些事儿》评论集、《恋念槟榔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