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同胞们，这次选举选情胶著，空气中充满了即兴奋、激动又焦虑焦虑氛围。相信大家都了解，站在历史的转捩点上，我们手中的选票，可以决定我国是否出现首次的政党轮替。

于是，无庸质疑的，在这段时间内，大伙儿身份认同的份额中，“选民”的身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上升。无论你是哪个族群、宗教、阶级、性，甚至哪国移工或大马外侨等等，这一刻，我们都成了“选民”。

因为是“选民”，这阵子来，在各式媒介平台上的大马“选民”，大伙儿都在疯选举。在街上、在平面电子媒体、在面子书、甚至在国外，“选民”们进行著如净选运动、回乡投票运动等与选举的活动，族繁不及备载。

也因为是“选民”，这些天来，无论发生什么具争议的事，或一些具有一定公共意义的议题，反倒在舆论的平台上变得无足轻重（虽然并非没人提出讨论），就好像这些公共议题，和我们国家的民主转型毫不相关。

    

要从公民观点看选举

    

也许有的人会说，在这紧要关头，坚定选定边（无论支持朝野），团结一致，顾全大局的往前迈步就是了，其他枝枝节节的事情（即便涉及原则性的议题），都不重要，因为在这一刻，我们正在创造历史，一个迈向政党轮替的新时代。

但我认为，恰恰是因为我们站在历史的这个位置上，更须抛开上述态度。不仅仅是为这个世代，还必须让未来、新世代的大马人理解，在我们这个世代里，改朝换代虽然是天大的事，但在我们之中，仍有许多人了解到，“选民”不过是几年一次，短暂而激情的身分，而我们更是公民。选民更多的是被动员的对象，而公民则是积极塑造自我，推动社会运动的主体。

身为公民，更应在乎的，不仅是选举结果而已，还包含我们对选举制度有怎样的理解，以及在现实上，现在我们又有个怎样的选举过程；而这样的理解与历程，能否让国家健全的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又会否使我国宪政出现有意义的革新。

职是之故，本文所要关心的，不再是众所指摘的执政朋党，而着重批评希望所系之在野阵营。

为此目的，在选举结束前（而不是选后），就放下“选民”的身分认同，回归“公民”的观点，重新审视此次在野阵营在选举期间的表现，及其到目前所产生的议题，就是件相当重要的事，因为本文要揭示的，不仅仅是分析文章，而是真诚留给后人的备忘录。

    

延续变革耐力很重要

    

综观本届选战开打以来，最令人关切的，首推执政党可能舞弊的情形，可说是独立迄今传言最为广泛的一次，而实际上，政党外围组织的大规模贿选，正明摆著发生，这显示旧权威正处在崩溃的过程中，力图透过各种游走法律边缘抑或违法的手段，影响选举公正，这也坐实了为何净选盟在过去数年持续忠告选委会与严厉批评执政者。

各路有识之士对这些舞弊多所著墨，本文略过不提；但这种公然舞弊，却很可能破坏宪政体制。 潘永强 对执政者“稳定”牌的新解，道出了其中可能的政治现实，那就是以选举为表彰的民主制度，一旦被证实为无法体现真正的民意，国家或会从“衰世”走向“乱世”；讲直接一点，届时议会外人民力量手段会否是颓丧又愤怒的人民的导向呢？

由此论之，虽然我们对在野阵营在选举期间，以毕其功于一役的宗旨，贯穿其选举宣传（以回乡投票、一票不能少最为典型），鼓舞了人民乐观进取的情绪，能有所理解；但仅盲目乐观，忽略了说明政治耐力的重要性，在策略上可能流于天真。

从公民的观点来说，国家独立50多年后，体制内的政治变革力量终于迈向成熟，我们总不能因一次不公正选举造成的失败，就放弃这几十年累积的自由民主精神与和平斗争的荣誉。我们要认识到，此次选举，并不是国家的最后一次选举。面对不公，一方面要采法律途径进行选举申诉，一方面耐心以理说服更多人，投入改革阵营，才是公民所要的“Ubah”。

“Ubah”不应拘泥在毕其功于一役的政运思维下，而是个多重战线，若能在选后，由公民自主发展更强有力的跨族群社运，才是对打破种族政治，推展国家民主化，最利的改变。

割喉战法实为双面刃

    

这种急躁的心态不仅反映在策略上，也反映在在野阵营招揽人才的做法上，例如许多前国阵的失意高官（无论因党争失势也罢、因贪污洗钱被逼退也好、因丑闻缠身而退），纷纷重出江湖，为民联摇旗呐喊。这种为入主布城，不惜招降纳叛的做法，是否对国家的民主进程有大帮助，目前难有定论；尤有甚者，为这些人选举能上阵，而抛弃原来战友的做法，就更令人摸不著头绪了。远虑不提，霹雳州政权易帜的殷鉴，不会这样快就忘了吧？

虽有以上隐忧，在选情紧绷时刻，采这种“割喉”战法并不失为上策，有其在选举考量上的优点，正如台湾2004年总统选举，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两颗子弹效应造成选举翻盘，但若细就区域选票来分析，陈水扁的选举大将邱义仁采割喉法成功策反台湾中部嘉义派系大老陈明文（即便才两年前，邱的选举广告“再怎么野蛮”系列里，把陈描绘成国民党里第一号野蛮立委），才是扁连任成功之关键（当然子弹催出了绿营的北部选票，也是理由，但非关键因素）。

不过，就如双刃剃刀般，既然吸收了派系，当然也吸收了其金权政治之操作手法，这一点造成原来号称“清廉勤政爱乡土”的民进党自身价值虚无化，对往后选举产生不利影响，导致最终痛失政权；这其中得失之权衡，就该由民联的有才之士善加斟酌了。

选举凸显政党不民 主

    

上述讨论也触及此次选举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那就是政党推荐候选人资格之产生，以及盟党在选区要如何共推单一候选人之机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历届选举中，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提出两线制后的选举中，屡屡困扰在野阵营。这对国阵却无多大影响，在那种巫统是绝对老大的体系下，选区分配最后根本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因为那是恩赐，若有不服，就被逼退出国阵，届时连其他好处都没得分配。

这是对我国民主制度发展至关要紧的议题，陈亚才在其文章 《候选人的钦点与甄选》 已有讨论，其中所着重的即是所谓未来政党的党内民主是否也应与国家民主化一样，纳入改革的主要议程。

亚才兄为人宽厚，对此议题虽有批评却用词委婉，若落实到现况考量，无论行动党中央对待其地方党员的意见，或公正党对待友党社会主义党阿鲁茨万的方式，实际上与巫统对待国阵其他成员党的运作方式差别极小，这凸显出在野阵营领导者，在回归公民观点接受监督时，他们对国家民主化，以及选举制度改革的政策承诺，变得颇为可疑。

要知道，即便民联已执政五州，他们对于恢复地方议会选举的承诺也从未没真正实现过，虽然这或许牵涉宪政问题，但在委任市议员时，民联可在操作层次上（非选举）提出复数候选人（并不一定是都是党属意的人，甚至可提出国阵党员，以达到实质改革）并以开放当地民调方式来决定委任人选，而非以宪政为借口，延缓改革步伐。

因此，若要要求民联正视此事，社运人士和一般公民，实际上应在选举期间要求民联诸党，将党内民主列为政纲，并在选后一定时限内达成，以将政党轮替效用发挥到更大。

    

推一个人两票制选改

有关公正党与社会主义党在分配议席与竞选旗帜方面的争拗，则凸显出了我国选举制度上的一个亟待改革的部分，那就是在现行制度下，少数政党或弱势者，无法获得具代表性的议会席次，弱势言论难有发声余地。因此，除了党内民主外，推动一人两票制，一票投地方议员，一票投政党票的选制改革，也将是选后亟待推动的政改要务。

由此延伸的议题就是，若一人两票制能成功，以后选民就无需再纠结于害怕选区出现三角战的这类伪问题上。毕竟，老用“大局”、“团结”、“民族罪人”这些东西来劝退一个候选人，细究来说，这些理由都很可能违反了基本的民主原则。

社运诉求对象非政党

    

另外，在此次选举中，一股过度乐观情绪，也在社运领域蔓延。以黄德参政为触媒，在选战初期此议题成了选战焦点便可看出，出于对政党轮替的前瞻，诸多社运人士的确是对此次选举寄予厚望。

但若不从选举，而从公民观点出发，恰恰是黄德参政却引起争议，点出了这样的乐观情绪，其实带著极大隐忧。正如 谢伟伦 指出，社运之目的实非当下在野阵营吸收转化的反公害等政策目标而已（因为在民间，对反公害的支持，恐怕也是最为有力的），而直指形形色色的公共利益。既然如此，当论及弱势与少数之公共利益时，则其目标，不会理所当然的为任何精于计算的政党所轻易接受了。

举例来说，就反歧视之公益而言，保障底层性工作者的权益，会受多少人支持（甚至是以中产为主的同志团体，会否无条件挺身支持，也不无疑问）？就劳工运动来说，推动让每年参照通货膨胀以调整最低合理工资成为政府劳工部的常态政务，又会得到多少民联政党（不含社会主义党）的支持（尤其对众多支持民联的中小企业老板来说，若此成真，他们难道不会反动员吗）？这恐怕就是为何像 苏淑桦 这样的资深社运人士，即便对社运的发展前景抱持乐观，也不禁感叹政党轮替并非政治社运的“最后一哩路”！

若从社运之精神与维护公共利益说法引申来看，我们就会明白，社运人士参政惹争议背后原因，不在其是否攫取政治资本后逃离社运战场，而是搞迷糊，不明社运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社运要争取的对象，根本不是政党（无论朝野），而是群众。换言之，只要社运组织设定的公益目标，能说服大多数人支持，政党自然会将其转化为政策，以吸引选民。

    

反核失败因依赖政党

    

此观点并非学理，在实例上，我们也能从台湾社运中找出对照组，如台湾社会学者何明修在论文《自主与依赖：比较反核四运动与反美浓水库运动中的政治交换模式》中比较了反美浓水库与早期反核四（按：非近两年的反核）这两个不同但发生时间点接近的社运。

何明修分析双方参与者的策略时，便观察到反美浓水库运动的成功是由于参与者多为在地人，不但持在地观点，了解当地民情并持续向民众沟通理念（要知道，当初高雄地区因饮水品质不好，大多人对建新水库抱持高度期待）。这使得他们在与政党互动时更为自主，就算投身当时的民进党地方政府，目的也不在官职，而是为了政策沟通与获取资讯。

反之，早期反核四领导人，因信服政党政治作解决方案，因此将运动与政党执政目标紧密结合，更派出多人竞选立委。如此高度依赖政党的结果，最终即便民进党成功执政，却因与民众政策沟通不足，反而使反核四运动在政党轮替后声势大衰。直至日本发生311核变，形势才又逆转。

其实，上述例子并非台湾独有。80年代，华教人士“打入国阵，纠正国阵”的做法，就是个典型的高度依赖政党，而失败告终的案例。90年代华教人士再度加入政党，但却非从前那样依赖，反而以民权运动价值，加入当时在野联盟以促进两线制，这种更为自主的做法，让他们不会重蹈80年代的覆辙，虽在当时未能成功促成两线制，却播下了种子，对促成后来华社诉求，以及形成今日政党轮替的局面，算是贡献良多。

所以说，社运自主与否，能否独立于政党外争取民众，是一旦政党轮替后，威权政府持续除魅，国家民主持续巩固的关键。

对待政治表态宜宽容

最后，我们探讨因政治表态发生的骂战，省思所含的公共议题。我要从言论问题的角度切入来讨论政治表态，这一问题所牵涉的，并非是政党本身，而是其支持者对敌对政治言论，采何种标准的问题。这也牵涉我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中，国人对政治言论自由（非一般性言论自由）的理解。

这个问题就是，杨紫琼和宇珩，同样进行政治表态（虽然立场迥异），在舆论平台上，是否应享有平等的言论自由权利？在目前诸多批评来看，是不平等的，但这种的不平等，是否就是“合理”？

究竟，我们是在生气杨紫琼支持国阵，还是批评其谈话内容？若是谈话内容，一旦把里头的名词改掉（如把国阵换成民联，联邦政府换成槟州政府，纳吉换成林冠英）的话，那又如何？这句话变成若林冠英继续执政的话，槟州社会变得更加开明、开放。那样杨紫琼还会被骂吗？

我们当然可以说，杨紫琼有关纳吉政权的描述，与事实是大大的不相符，但有谁规定，我们在进行政治表态时，说的一定要是真话呢？

或也有人会说，杨紫琼的丈夫疑似收取官联公司好处，所以她说的话不可信；但又有谁能保证，未拿好处的人一定永远不会有好处呢？民主国家中，所谓期约贿选（election bribery）的情况，才是最有可能发生的。因此，若在上述情况下，当我们的标准是杨紫琼会因言获罪，那几乎同理的，宇珩也会因言获罪，反之亦然。

警惕权威假借表态

我们必须了解，在政治领域中，适度的宽容，不仅仅是用来保障政敌的政治言论，更是用来保障自身的政治言论自由。当然若真的发生贿选、贪污等言论之外的问题，则须交由法律处理，而非因为避流弊而限制言论权，这么做只是把小孩和洗澡水一同倒掉而已。

若撇开政治言论自由的问题来说，这届大选名人争相表态引发的问题则更有趣，个中情况可分两类，一是仅仅挺政党轮替或公义等一般性原则时，问题不大，但若其中加诸了许多专业判断时，则容易出现权威假借的思想谬误。

举例来说，一个商人说政党轮替后，经济会变好，那他的话或有几分可信度，但若他保证政党轮替后政治改革的速度会更快，那这项判断就值得商榷了。然而一个人文社会学者若指出政党轮替有利政改，那他的话也是具可信度的，但若反之一位不具经济学背景的人文社会学者，说什么政党轮替后经济会变好那一套，那他也极可能在胡诌乱道。

从这一点来说，当杨紫琼说纳吉继续执政的话，大马社会变得更加开明、开放这种判断，就犯了权威假借的谬误，试图利用自己偶像的身分转换成政治权威影响他人。

此次大选实为我国重大时刻，也因公民社会之成熟，让政党轮替有了新的可能性，然而身为公民，则需在投票外，负上更多监督政党和参与政改的责任，这是我辈不能逃避的历史任务，也是我们对过去为民主政治付出努力的先辈们的致敬与回响。

 

吴振南是旅居台湾的马来西亚人，前报业从业员，目前是专职相妻教子的家庭煮夫与兼职文化玩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