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穷
【时政】水中倒影
2010年12月10日，我在《独立新闻在线》马来文版的其中一篇 专栏 ，曾经描述我小时候剥虾的一个情况：
“Lepas makan lantas ku duduk di atas bangku kayu yang rendah di depan timbunan udang setinggi otak durianku. Di depan udang bertimbun-timbun aku mempelajari cara mengopek udang secara pantas dan bergaya tanpa meninggalkan bangku kayuku melainkan jika perlu pergi ke tandas. Ini kerjaya pertamaku sebelum aku daftar masuk Darjah Satu.”
中文翻译如下：
吃饱后我坐在低凳子上，面对一堆高过我的榴莲头的虾群。就是在这一堆又一堆的虾群前面，我学习并掌握了快速而且有型地剥虾；我马不停蹄地剥虾，除了上厕所，我不会离开座位。这是我上小学一年级之前的第一份“事业”。
当时，有两位马来朋友，更贴切地说，是两位城市马来精英用质疑的语气说：维兴可以写文学作品，他把假的写到好像真的一样。
有时候，个人真实的经历在一个充满成见的城市人眼中，是电影或者小说里边的虚构情节。奇特的是，一宗又一宗的政治污蔑个案，却可以成为城市人“信者、恒信之”的新闻事件。
【时政】水中倒影
2010年12月10日，我在《独立新闻在线》马来文版的其中一篇 专栏 ，曾经描述我小时候剥虾的一个情况：
“Lepas makan lantas ku duduk di atas bangku kayu yang rendah di depan timbunan udang setinggi otak durianku. Di depan udang bertimbun-timbun aku mempelajari cara mengopek udang secara pantas dan bergaya tanpa meninggalkan bangku kayuku melainkan jika perlu pergi ke tandas. Ini kerjaya pertamaku sebelum aku daftar masuk Darjah Satu.”
中文翻译如下：
吃饱后我坐在低凳子上，面对一堆高过我的榴莲头的虾群。就是在这一堆又一堆的虾群前面，我学习并掌握了快速而且有型地剥虾；我马不停蹄地剥虾，除了上厕所，我不会离开座位。这是我上小学一年级之前的第一份“事业”。
当时，有两位马来朋友，更贴切地说，是两位城市马来精英用质疑的语气说：维兴可以写文学作品，他把假的写到好像真的一样。
有时候，个人真实的经历在一个充满成见的城市人眼中，是电影或者小说里边的虚构情节。奇特的是，一宗又一宗的政治污蔑个案，却可以成为城市人“信者、恒信之”的新闻事件。
穷是怎样的概念？
“穷”，几十年以来在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下，是政策一石二鸟的对象，也是城市人眼中“通常是马来人或者印度人，华人比较少”的想象。据说经济必须以资源分配与再分配为公正的基础，而政策是将这公正基础具体化为国家施政的基本框架。
这几年，2007年至2009年的欧美经济风暴，阴影犹在。平日右倾的政治与社会精英，也以一幅关爱低收入群与失业群的姿态，高谈资源再分配。尽管在小圈子的谈话中，穷，只是一堆数据。
数据可以说话，也可以被操弄。官方突显哪些数据，媒体放大哪些数据，精英以哪些数据为参考，长此下去，穷，就是那一堆——特定的数据——不是其他数据。
政策以那一堆特定的数据为依归，姑且不论实施得如何，政策对象已然定型，穷人中的他者，只能是文学作品的某个角色。（突然想起《悲惨世界》）。恶性循环下，穷，变成特定的政策产物。
哪一个群体最穷？
首先，官方数据告诉我们，沙巴人最穷。奇怪的是，巫裔、华裔或者印裔并非沙巴的主要群体，但是，官方突显的数据、媒体放大的贫穷数据，总是只有马来人，没有沙巴的人口群体。
沙巴人口群体比半岛复杂。如果我们愿意继续追问，官方愿意提供比较完整的数据，穷的联想，不该只是“马来人、印度人”或者模糊的沙巴人。
小国马来西亚人当中，沙巴人最穷。而在沙巴人当中，最穷的三大群体，依序如下表。
| 最穷排行榜 |
如果官方愿意突显沙巴的贫穷数据，而不是选票数据，那么，28.1%的巴瑶人、25.9%的毛律人，以及25.5%的卡达山-杜顺人，应该是治穷政策的对象，而非买票对象。
要治穷，一个以半岛人成见主导的官僚团队，有必要深入理解巴瑶人、毛律人，以及卡达山-杜顺人的生活世界与需求，而非以固有成见拟定政策；这也比花费百万周游列国寻觅良方来得有效。
社会集体变穷现象
穷，是一个在地的境况，一家人的苦难。半岛的典型华裔城市人，别只是批评国阵或者民联的政策有民粹倾向。今天的情况是，除了穷人里边的他者被忽略，中低收入群体与中产阶层里边收入偏低的一群也变穷。如何处理穷人里边的他者与新穷的问题，比等待下一屆大选来得重要。
最近麦当劳抓紧商机，借助动画片《Despicable Me 2》推出Minions限量版，引起一股稍纵即逝的狂热风潮。有些人只要Minions，不要麦当劳，把食物丢弃一旁。这是城市人处于物资丰盛的年代下，把浪费当成理所当然的一个现象。
这类城市人批评国阵很有一手，也可能看不惯民联推出的民粹政策，却无视个人处于极度资本主义下的疯狂消费行为，与政客处于权力至高无上下的腐败作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城市人当中，除了丢弃食物的群体，还有一大部分是变穷的群体。长期以来，跨入中产阶层意味著人们从低收入迈向中收入，再进一步就是迈向高收入。
但是，随着旧经济体衍生的各种政策与施政等弊端，小国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陷入“中等收入国”的陷阱，今天低收入群与中产阶层收入偏低的一群，呈现了一个社会集体变穷的现象。当然，这不是小国独有的现象。
今天不是只有剥虾工人才是穷人。以前大学毕业是一种保障，中产阶层是稳定的象征，一千块也可以养家糊口；今天世界各国的各个角落都有大学生失业，中产家庭变穷甚至破产，一个家庭三千块的生活是很辛苦的。我讲的不只是通货膨胀的问题，也是一个人穷一生面对的政策不公与施政不当的苦难。
变穷，是全球化的一道景观，也是腐败政权与失灵政策的产物。社会集体性变穷之后，动荡是个可以预期的局面，埃及的经历可资参考。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除了突尼西亚引起的骨牌效应，以及埃及穆巴拉克政权的腐败等因素，埃及在地的深层因素是社会集体性变穷。埃及的官方数据显示，2010/11年埃及的贫穷率为25.2%。
基于官方数据充满操弄性质，我国的贫穷与新穷境况如何，其实是一个谜。但是近年来社会治安问题一箩筐，再加上个人债务高企不下，变穷，将是小国马来西亚未来10年内，一个隐藏著的计时炸弹。
作者自况：随着年岁增长、朋友渐少，王维兴越来越容易想起剥虾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