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看见想象

大选落幕至今已三个月，与“政治”相关的讨论与关注，大概是环绕在种族/族群政治，例如：华人海啸、宗教敏感的争议，还有政党政治，例如：内阁或州议会的排阵与各党卡位的比例。除了选举、种族、政党政治以外，我们似乎没办法就“政治”意涵赋予更多元的说法与其他的想象。

政治，除了宏观叙事、理性语言、科学数据、硬式课题之外，是不是还有另一种较为亲近人的生活或社会位置的叙述与理解的方式？在这里，我想就自身在竞选期间的观察（虽然不全面）尝试描述另种的政治脚本——生活政治与性别政治。

去政治化是高度政治化

这次大选，特别访谈13位女性，这些女人在大选期间不同程度地投入公共参与，或以行动表态支持自己所属意的政党，例如：到竞选中心担任志工、自行组织举办公民醒觉活动、策划监票课程、担任监票/计票员、募集物资义卖筹款等。

有趣的是，当你询问她，觉得自己所作的是不是一种政治参与时，十之八九的答案都会是否认，或“我没有搞政治！”即便那时候只要走进茶餐室，就会发现到处都是“政治”的高谈阔论。

拒绝与“政治”扯上关系的滥觞，可以追溯回513事件以后制造的白色恐怖，很长时间都对政治噤若寒蝉，从因为恐惧而静默，到后来为了愚民而进行“去政治化”的操作，导致即便不生逢白色恐怖年代的世代，虽然没了恐惧的包袱，却也对政治无感，除非刚好搭上烈火莫熄的末班车。

NONE 这样的去政治化正正显示的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结果。加上过去一党独大的统治下，许多极端的言论与种族性的恶性操作导致公共议论经常陷入不健康地二元对立各自表述，良性的政党竞争与政策辩论的机制基本上并没有建立起来，让一般人对政治观感更是疏离，且觉得肮脏。

如何说政治、关注政治，是一种练习的过程。好不容易等到一个709净选盟运动，突然冲撞好些人原本对政治冷感/却步的心态，加上网络动员与资讯的大量流动传播，政治，开始可以变成比较不害怕、近距离的事了。

民主、制度改革、两线制、多元主义的词汇开始变成朗朗上口的话语，但是，若追究更深刻的讨论又显得太过单薄苍白。认真观察周边亚洲国家，例如：港台，其社会运动如何对抗国家机器或霸权的语言与行动，其实是经历激烈辩论、论述深根的过程，无论是内部组织或外部对话。

台湾社运的老前辈提过：一个组织搞运动，抵抗得越久，越能显示其内部的辩论是更激烈的。相形之下，我们的“政治”语言要如何突破除了“国阵、民联、两线制、民主等……”以外的语境，是不是也有另一种政治认知的想象或语言？甚至可以体认到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公领域的民主进入生活

说回这群受访的女性，大部分是有小孩的妈妈。“卡”住她们否认政治参与的另一关键，正正是因为她们觉得自己的付出不算上什么、觉得很微小，或者直接地说她们认为自己的付出与传统定义/理解的政治参与，是有落差的。相反的，若询问男性为何参与大选工作，通常可以滔滔不绝地说出一整套“政治改革”的语言。

NONE 这与传统政治是非常男性化有关，政治经常被视为公领域，充满阳刚气概，而私领域的家务事由女人承担，女人的公共参与经常被忽略或视为次要的。

但是，我觉得这部分的落差却刚好彰显出女人的语言更贴近生活政治，或者说女人投入公共与政治参与，其驱动力很大程度是来自其日常生活的感受与观察。在这次大选以前，这些女人几乎都没有从事与选举有关的工作，有些是家庭主妇，有些四十多岁还是首投族。

问起为什么这次这么积极地投入参与，秀美提到自己的小孩在学校上课，但是小孩并不快乐，她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教育体制一定有问题，她不想孩子继续不快乐。惠琴提到自己两个孩子都在新加坡工作，对她而言，在马来西亚除了家乡，她都不放心孩子在其他城市工作，觉得太危险，但是家乡没工作机会，而她觉得新加坡治安较好，所以宁愿让孩子去新加坡。但是，她希望孩子其实可以回家。

兰芳有一个非常难过的经验，她的妹妹在店里遭人打枪被杀害，试过悬赏擒凶，与警察公部门周旋一年以后，除了深刻的无力感，就是心死了依然被强烈的不安全感笼罩著。她逐渐明白这治安的问题不是个人倒霉的命运问题，而是与更大的社会制度有关，例如：警力如何分配、犯罪防范政策如何制订。

这些女人有类似的共同点，就是这一两年，尤其709以后，开始上面子书。面子上的资讯与讨论，提供了有别于主流媒体的报导观点，从干净选举、反公害、警察滥权、赵明福事件等，里头蕴涵的公平、正义与民主的观念，其实逐渐产生赋权（empowerment）。

或许，她们未必可以直接把生活课题政治化，但是多元非主流资讯的接触，会让她们不断从“我们要过怎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我想要的？”或“这是我可以给孩子的生活吗？”的问题，进行反思甚至行动介入。公民意识，是在这样实践与练习的过程中，慢慢长出来的。

公领域的民主化过程，其实也会影响至私领域，女人展演的是另一种生活政治脚本。

亲密关系的协商与民主

女人投入公共与政治参与，有时候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不少受访者都不约而同地认同若自己持续在公领域从事公民活动，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个是必须把家务事都打理好，或至少与先生协商好如何分配工作，另一个则是必须获得先生的支持，或者与她一起参与。否则，她就会寸步难行。

Young Love Young Marriage play discussion 这里依然透露某种公/私领域的分野，以及传统社会对于性别分工角色期待的父权思维。一位受访者提到，在自己参与的公民组织里头，基本上几乎都听不见男性提到家庭兼顾的问题，或者太太的反应，即便他每天都早出晚归；反而女性的参与则频频不断跟家里头解释这行动的意义，或说服先生一同与她一起参与。这间中其实牵涉大量协商与沟通的过程。男性在公领域的参与视为理所当然地被理解，女性的“抛头露面”则必须不断经历“合理化”的过程。

女性要付诸行动，其实需要行动力。行动力的自由与弹性，这里牵涉的是“自主性”。美芳因为先生的反对，而闹起了“家庭革命”。在公共参与的部分，其实也是自我实现的过程，她找到某种主体性与自我的认同，也让她回不去过往较单一的“相夫教子”家庭生活。

大选，不是只有外在地看见谁赢谁输、议席变化、议会排阵而已，公领域的民主化工程，实然上也影响了私领域的情感民主化。当我们在公领域要求选举要干净公平、发展计划要透明正义，某个程度上是诉求公民要拥有协商与参与决策的权利，这样的理想其实也在亲密关系中试练著。亲密关系的维系也需要沟通与协商，也诉求平等机会地参与。

社会学家纪登思（Giddens）曾倡导私领域的民主化可以进一步促进公领域的民主化。若能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这样的个人很可能已经为公民责任做好了准备。

公领域的抗争，往往对抗霸权的压迫、传统的禁锢、权威的抑制，然而更深层、细致、绵密的桎梏是以幽微的方式藏在私领域中。真正的平等与民主，或许也得从亲密关系、家庭革命著手。

“看见”政治，或许也可从日常生活、性别面向切入，方能理解与实践更多元的政治改革或民主化方向。

 

杨洁，从媒体与传播跨到社会学，总爱读性别，曾妄想成为女性主义社会学的传播人。现担任出版社编辑。在书写、知识与实践都半桶水的当儿，仍然相信惟有透过论述的深耕、差异的理解与积极的对话，方能向公民社会跨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