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嬗变中的“马华文化”

【艺文】前夕乍晓

回顾马华文化评论

今天很少人再有兴趣讨论“马华文化”这个概念。回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词是本地艺文界与评论界的热点讨论议题。

翻开《当代马华文存》文化卷（80、90年代），不乏针对“马华文化”进行讨论的文章，其中有谈定义、本质与内涵、追溯马华文化渊源、位置与主体性，有针对马华文化性质、位置与渊源进行反思者者，有阶段性探讨马华文化或回顾、总结者，有谈出路、方法、问题者，有把马华文化与国家文化并列讨论者，讨论视角无疑是非常全面的，但仍停留在评论的阶段。

这是在言论相对自由以及中文报业未发生垄断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本文将尝试从上世纪70年代的马华文化觉醒为起点，以及它在当下演变的一些初步观察。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世纪末，文学界也爆发对“马华文学”定义的辩论与反思，如黄锦树《“马华文学”全称之商榷》（星洲日报·文艺春秋，1991.01.19）、陈应德《马华文学正名的争议》（星洲日报·星云，1992.05.30），以及一系列经典缺席和重写文学史的争议。

两方面的评论者并非同一批人，出发点容或有异，但两者同时在20世纪末90年代出现，并非巧合。简单说，它是马华文化人对文化主体性的反思与追求的结果。这股反思潮发生于20世纪最后二十年，基本上与国内社会结构的转变与国外全球化趋势的冲击有关。

国内面对的是因新经济政策的实行而产生种种社会失衡现象，尤其是出自种族性考量的施政；加上90年代全球化趋势对单元霸权的冲击，文学与文化界的反思才成为可能。然而，相距20余年再回顾这些议题，华社仍出人意表的审慎与过度反应，尤其是华团领导人，迫不及待把它扯上“断奶”、“去中国化”、“台独”等方向去。这其中究竟有什么难以启齿的问题，让华社领袖弃绝辩难而轻易地跳到结论？

由此可见，来到21世纪的今天，马华文化的根本问题仍悬而未决，我们甚至不及六十余年前先辈提出的“此时此地”概念的眼界与超前性。

整体华社知识界对“马华文化”概念有较清楚的认识可以说始于上世纪70年代。那是大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四大领域发生翻转性改变的时代，华社从此走进压抑、受困、苦闷的年代。但也由此催生了华人文化的觉醒。针对那段时期，温任平作了如下概述：

“华人的文化觉醒并非始于80年代。70年代的华人的大团结运动，华人精神革命，马华公会内部的改革运动，独中独大的筹款和签名盖章运动，华裔鼓吹突破家庭式的生意经营，集中资金搞大企业的运动，全国华人经济大会的召开，横排简体字的普遍使用，汉语拼音的推行，讲华语运动的展开，华人会馆组织的受到批评与随之而来的会馆本身所作的兴革努力，全国华团总机构的提议与筹组，这些运动与事件，姑不论其未成功或失败，都有它们长远的影响。”（见罗正文编，2001：134）

可以看出，上世纪70年代的文化醒觉运动要求高度的社会动员、参与性和某种程度的服从，可说是颇为政治性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孕育出来的文化难免充满浮躁、压抑与悲情，欠缺的往往是沉潜与内敛，以及相对有限的个体选择权。这种文化性质若处理不好，的确有碍于催生高层文化，尤其是创造性活动。从70年代的写作倾向与主题选择大致得以印证。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华人对“马华文化”的参与方式仍停留在实际运动（practical movement）的阶段，并未上升到学理的思辨与探讨。集体力量主要来自草根或中下阶层，由此形成的文化面貌自然有异于知识阶层孕育的文化内涵。这是我们在反思马华文化不可忽视的第二个层面。

来到今日，马华文化与当代时空越来越格格不入。如今已没有多少识时务者愿意谈“马华文化”，当“马华文化”和“中华文化”可以混为一谈的时候，谈马华文化已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自然了解到，在这个课题上面对本质主义的局限。然而，我以为无须把马华文化的本质性和非本质性对立起来，或加以切割、驱逐。这不仅可以决定它和中华文化、世界文化的关系，也有助于突显它的主体位置。

草根性根深蒂固的马华文化

鉴于马华文化的草根性，它的内涵与型塑完全是由族群底层决定的。而底层群体往往又受制于地区性华团或乡会组织，先民南迁时代尤其如此，迄今犹然。无庸置疑，马来西亚华团以传承与发扬文化为己任，然而，发扬怎样的文化内涵并没有太明确的概念。

在华团或乡会组织统辖下的文化发展跟整体的华团领导模式、华团文化、华团思维有密切的关系。由此，可以联想到，华人研究必然是一个社会与人类学课题，必须走入田野，若对马华社会内部结构缺乏了解，根本无法单靠书本理解马华社会与马华文化本质。这是谈马华文化首先必须克服的难题。

马华文化除了它的草根性，它的传统民俗也带有强烈的表演性、观赏性和娱乐性。发展到今日，有者趋向庸俗化，如歌台、辣妹演出、奇装异服比赛，而且有些成为传统民俗节日的重头戏，华人民间趋之若鹜。近年来，华人饮食小贩也越开越多，表面上蓬勃发展，但在某些程度上反映了华人经济的受困状态，连带的也牵制着文化的发展路向。

然而，报章媒体重视的反而是大力鼓吹饮食文化，作图文并茂的报道，进一步促长了消费文化。社会新闻方面，读者可以从平面媒体看到光怪陆离的新闻层出不穷，如小孩离奇死亡或小孩出走事件，而它又往往与监护者有关。这基本说明华社的草根性仍然根深蒂固。

在殿堂内的演出，则往往停留在回忆与再现祖辈的南移史。譬如舞台表演中的重头戏经常以先辈梯山航海下南洋作主题，这个桥段在不断重复搬演下，最终难免孕育出返祖情结，文化单一化发展趋向也势所必然。

虽然它传达的意义是积极、正面的，如先辈的刻苦坚毅、披荆斩棘。然而，当它一再重复/被强调，它的仪式性便逐渐巩固、神圣化，最终变成无可质疑。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华人文教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打压，马华文化的仪式化运动也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对文化的开放性与融合性非常不利，也无法反映马华文化的混杂本质。

张景云先生以民族作譬比：“如果族群是由文化来定义的话，大马华人一点都不‘纯’，而且还相当‘杂’”，“当中包括峇峇华人和穆斯林华人等。”（东方日报·东方动脉，2013.08.04）显然，返祖情结或逆向的文化操持并不合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

然而，华人又喜欢经常把族群文化交流挂在嘴边，实际上的情况是交而不流，它变成了一个被惯性滥用的词汇。简单作自我解剖：若排除母体中华文化，马华文化究竟还有多少文化资本可以拿出来与人交流？过去我曾说过：我们倘若持续对主体性没有基本的认知，交流最终恐怕变成合流，或被虚化。今天，我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

另外一个例子，是晚近开始盛行的学校建筑物刻大名文化。有一篇新闻劈头是这样写的：“来到XX，应该都会发现XX无论独中、国中，还是华小，其校舍大楼外观、班级，甚至支撑学校建筑的柱子，都刻有许多董事或社会善心贤达人士的姓名在上面。XX中学署理董事长XXX，就曾在XX华小筹款记者会上向记者解释，这是华校董事透过多年的筹款经验，想出来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华校一砖一瓦都是来自华社，故将捐赠者的姓名雕刻在学校建筑上，除了向华社和下一代显示华校发展的艰辛史，同时也可以传达出华社‘倾家兴学’的办学精神。”

我们不知道何时马来西亚华社又缔造了这一项创举？然而，它决非孤立的个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此例比前述例子更粗俗更张扬。

华团与马华文化

马华文化的荣枯，可以说系于华社组织或华社团体。在当前泛政治化的马来西亚社会，华团在维护与传承文化的工作上扮演着越来吃重的角色。

首先，它担纲着维系华校与华文教育的任务。在教育课题上，与官方决策层无论是协商、斡旋乃至抗衡的力量皆来自华团，虽然各有不同领域的分工。其次，无论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它们都不得不发言，对外是为了加强族群力量或代表性，对内则纯粹为了表示个体组织的存在与基本作用。

是故，它往往在特定的情况下发声，平时它可能并不积极。这是目前大多数华团组织的惯常想象。易言之，它虽然是配角，然而，在任何抗议行动或反对组织的名单中绝不能缺少，实际上是它的名字与盖章。在关键时刻，有时我们根本无法就它的功能角色辨别它的主体存在原因及理解其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有些华团借机把华社带向“玩课题”的方向，这里的“玩”只限于华社内部，并未上升到官方场域。“玩课题”指的是专为华社演出的、充满戏剧性的对待课题的方法（approach to the issue），而它往往只止于演出楔子，戏肉永远不演。首先各玩家必须要了解游戏规则，一来一往，各有法度分寸，即便有人突然撒野，也不必愁戏演不下去，必有鲁仲连打圆场。

领导人在任内按自己方式“玩”一轮（在内可玩票选民主、玩一言堂垄断；对外拿招牌当筹码玩课题），不同组织的领导人各玩各法。有些戏码玩头小，无伤大雅，但有些人玩族群情绪，兹事体大。明确地说，当前华团领袖多半以类政治手法回应涉及华社的课题，尤其是教育课题。近日关丹中华中学批文风波和教育大蓝图的争议便是很好的例子。

显而易见的，华团的关键问题是缺乏内部制衡机制和行为规范。因各别华团具备相对的自主性，轻易导致领导层挟华人权益以自重（自保？），连带的也促成领导人唯我独尊的心态。投射到文化上则是横霸专断、操纵民主、不讲理性只讲服从。

一个社团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来自于它缔造的人际间的信任。如果这个信任已经不存在，它便降落为名符其实的“社会游戏玩家”（social game player）——这些人一面消费社会情绪，最终把能够累计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资源截断或自行窄化，也一并打乱了整体社会规范。

有鉴于此，华团本身必须具备一个内部制衡机制和规范行为，如此它才能取信于人。这涉及华团文化的现代性实践问题。华团若要有效引领马华文化向前发展，必须改变华团性格思维，告别短视、尊重民主实质、加强体制改革。

晚近的观察

马华文化的守护者一直以来以乡团会馆为中心，到了今天，华人结社已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尤其是新生代。它不仅跟传统血缘性与业缘性为主的乡团会馆不同，与新式华团也有别。譬如新兴的环保组织、同学会等开始相当活跃，带动了城市中青年文化，进而影响人们的价值认知与文化品味。

他们未必有严谨的组织结构，甚至法定身份，而是共同的理想、社会认知、价值观和生活品味/取向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是值得注意的新兴结社形态。譬如人文图书馆和某些大会堂属下的青年团就是很好的例子。

他们的成员，来自各知识或专业领域，然而，他们对知识学问持续保有热诚（上课进修），在公民运动思想的冲击下，有较强的社会参与感，也具备鲜明的主见与自主性。这些人，传统的乡团会馆未必能够容纳他们。族群问题固然是这类“组织”关注的问题，但又有所超越，他们同时关怀环保、人权、妇女问题，适时与其它群体结盟，对社会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

我们必须承认，走到今天，我们对旧有的乡团会馆的认知已不足以概括这些多元、宽松的新兴结社类型。当然，它也是华社的一分子。这样的发展，我以为跟冷战时代的终结有一定的关系。这些非正式的组织因应着全球化趋势，对后冷战与后殖民时代残留的思想余绪敢于作出反省与反叛。

他们之中，有些从冷战时代走出来，却摆脱了冷战时代的恐惧文化，身体力行，积极推动民权思想。借助电子网络，这群人在虚拟世界针对课题进行讨论、反思，并且跨越语言、文化和种族界限，进行串联，为一个共同目标而结盟、抗争。在当下时空，马华文化该如何走下去，实有必要重新思考。

参考资料

陈健明（2010）《走向公民社会会：中港的经验与挑战》。香港：上书局。

罗正文主编（2001a）《当代马华文存5（文化卷/80年代）》。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罗正文主编（2001b）《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周宪主编（2006）《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Putnam, R.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