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凝视世情

综观近年选举，已被许多民众认为是执政党喉舌或立场太明显偏向执政党的主流媒体，几乎都会受伤，公信力与影响力不断倒退。日前有报导指出，多数报纸在505选举期间读者人数大为下降；相反地，提供替代内容与制衡主流媒体的网络媒体，阅听人数量则有明显的成长。

面对人民与市场的挑战，各主流媒体在各种限制下，部分采取消极的缩减人员或“微”改版等方式因应，试图减缓对媒体的冲击，也舒解面对强大压力时的自我焦虑。经常被批判为“社会乱源”的《马来西亚前锋报》，则出现更负面的发展，首相纳吉公开要政府部门与官联公司在《马来西亚前锋报》上多刊登广告，把纳税人的血汗钱直接投入党国喉舌，让该报不需面对人民与市场的考验，更为内缩至仅是履行党国领袖意志的状况。

突破媒介环境的困局

505后旧政权不断出现的各种荒谬戏码与宫廷内斗中，尽显国家机器的失能与掌权者的傲慢及蛮横；在野联盟在选举政治的夺权运动中遭遇反挫后，并未积极寻找出路，对未来也无法提出具想象力的议程与想法，整体表现更是趋向保守与被动，很难期待其以更大企图心冲撞国阵政权与“改变”社会困境。

在当前整体的媒体（介）环境未见改善迹象下，人们不断远离主流媒体，然而提供替代信息内容的媒介却一直相对不足。这种情况只会持续或恶化马来西亚社会的闷局，使得许多仍处于失落与郁闷的民众更显得无力，这是对改变现状的重大伤害。

要突破当前的结构僵滞状态与进行个体的培力，需要出现更多更具活力、想象力与勇于挑战现状的媒介实践，尝试各种新的可能性，协助打开与刺激政治、社会与文化状态，扩散更多元与进步的观念与想法，厚植理性批判的能力与能量，让民间社会能茁壮与具能力探寻自身的出路。

然而，我们经常容易受限于过去对“媒介”的理解，进而窄化了对媒介实践的想象，也使其可能发挥的能量受局限。我们试图检视“媒介”在当代的意涵，打开对它的重新理解，从中试探与找寻新出路。

    

对“媒介”的重新理解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使得人们将媒介（media）等同于巨型传播组织（媒体），忽略了媒介最古老的根本意涵：做为人类感官体验世界所必须的“中介物”。

在中文世界里，对“media”的理解与翻译经常被混淆，它可以既是组织（媒体或传媒），也可以是传播科技（媒介，如手机）等，因此，媒介种类是很多样的，日常生活里使用的笔、纸等都是媒介。

媒介有其本质与特质，它们对个人、社会造成的影响后果，来自于科技每有新发展，都为人事物导入新的规模层级，譬如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强调视觉的理性，在印刷媒介主导的时代里，有助于西方现代性中强调理性的个人主义之出现。

麦克鲁汉（M.McLuhan）强调，科技或媒介的影响力不是发生在意见或观念的层次上，而是它彻底改变了我们感官的使用分配比例或知觉的型态，重组不同群体的感官生活。譬如智能手机渐成为当代主导的媒介后，其对人们感官的使用分配，和以印刷媒介主导的时代不同，更强调视觉的刺激与触控的感觉。

日本学者吉见俊哉在麦克鲁汉的基础上，对“媒介”的社会意涵进行诠释，他认为，“媒介”是将我们在社会经验世界中的技术面和意义面同时媒合中介；透过技术与意义的中介，个别的媒介装置与编制才成为可能，技术也才能与意义、论述、解释等相接触，而成为指向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场域。

因此，媒介是比传达讯息更超前、更多样的社会实践，且是人们与社会进行实践的交错、对抗与结合之场域。在媒介场域中人们进行的各种互动与实践，是和社会紧密连结在一起，在这一变动过程中彼此相互改变与被改变，影响社会与个体向前迈进或倒退。

媒介场域的实践是各种意义的交换，其实这也是“传播”（communication）的过程，当中媒介提供了技术与意义的媒合平台。“传播”一词包含了“分享” 、“参与”、“联合”及“团体”意涵，然而，传播不仅是一种外在的互动，也是个体自我对话的过程，它能使人理解自身被压迫的处境，然后采取集体行动来改变处境。这过程势必涉及各种的信息取得与创造，还有不断地沟通和对话。

因此，媒介场域的实践可视为一种文化行动，是一种人际互动与意义交换的过程，人们在藉由各种媒介所进行的符号交换过程中，共同创造、修正，且改变我们赖以维系的共享文化；同时，人们也在真实生活的交错、对抗与结合的媒介场域中，透过文化行动的参与及反思建立自身主体性，这也是民主沟通的重要过程。

    

“Wedia”翻转的媒介力量

    

在人们追求自由民主的过程中，不断更新的新传播科技是媒介场域的重要部分，这些新科技让媒介不仅是Media，且将其功能与意涵进行翻转，即将M转换为“Wedia” ，让媒介不再仅是“他们”的媒体组织，可能是各种形式的“我们”的媒介，使社群与媒介有更紧密的结合与协作，让媒介有了更多实践的可能性。

以面书为例，从西方文化行动的实践脉络来看，面书让具“自己干”（DIY）精神的抗争与文化行动更为可能，在不需太多生产成本下，使用者可以有意识的建构自己的媒介内容，运用各种科技媒介更方便介入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政治”，在“我们”的社群中进行互动讨论与情感联系，且成为连结与动员进入真实世界进行抗争的平台，让社会实践的场域更被扩展。

然而，面书上相当程度释放民众情感与快速或直观反应意见，也提供讨论空间与实践可能性，但这项媒介特质可能有其限制，且若过度依赖，可能会导向浅碟化与细琐化的讨论与思考，出现一些理盲与滥情的情况，未必有利公共讨论的延伸与深化。因此，我们还是需要各种性质与形式的媒体和媒介，且需要善用各种媒介的特质，让“Wedia”的实践成为可能。

至于该如何思考其他媒介形式在社会实践的角色，需了解与掌握不同媒介的特质，尝试跳脱传统和主流思考与逻辑，寻找运作与实践的可能方式。

譬如对于媒介的文化生产，不需受限于主流媒体在资本主义营利逻辑下谋求利润的极大化，可以试图以不同逻辑进行实践，如以社会资源的投入建立以“共善”（common good）价值为主轴的生活，或对资本主义营利逻辑进行挑战的另类草根媒介等，在这些前提思考下就可能开展出不同的文化生产方式。

本土媒介《向阳花》（系列）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可能形式，以其至目前为止尚属短暂的实践经验中，主要是透过社会资源（经费与志工）的投注，把媒介导向社会事业的方向，有利强化民间社会的力量。

透过对媒介概念的重新理解与掌握，将有利于民间社会善用各种媒介进行社会实践，以更具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文化行动，冲撞及监督当前僵滞的政权与体制，且不断进行人民的自我培力，凝聚“我们”主动且积极的社会改革力量，让社会能持续向前迈进。

黄国富，台湾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曾服务于媒体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