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七盏明灯

人类的劳动生活中，营造站了其大部分。营造似乎消耗了人类的大部分时间与精力，而人人都在同时营造的是自身的栖居。

原有的营造视栖居为目标，而如今并非所有的建筑都是栖居所。火车站和办公楼，候机室和商场等，是建筑，而非栖居所。

住宅建筑都可当人类的居所，但并非所有居所都能成为人类的栖居，或是所谓的‘家’。

营造是栖居

栖居对古代人来说，是人生的最大意义，里面包含了一切生活内容。人对天、地、人、神的观念始于栖居，也最终结晶于栖居。而营造因此成了具备象征意义的劳动，是个实现个人和社会的过程。此时营造便是栖居。

德语里的“营造”（bauen），源自古代德语里的‘buan’，意思便是生活，栖居。古代人类的自我存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人的栖居。我“栖居”，所以我“是”。我“栖居”，所以我“存在”。

德语里的“是”（bin） 在古代用成“buan”／“bhu” /“beo”，意思便是“营造”。在此，可以了解到营造和栖居是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基本行为。古人并不把这些当成纯粹纸面上的语言变化，反而将这两者关系看成实际人类存在的基础。

对现代人来说，栖居成了支配营造的最终目的。很多时候栖居和营造被分离成两种不同的独立活动。

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人类面临的最大考验并非房屋短缺，而是如何将营造归属于栖居，不再单单把营造看成获得栖居的手段和途径，且把营造看成是种栖居。这是因为营造便是栖居的本质。这概念把两者原有的支配关系变成本质上的共同体。

物化后的栖居

古人将营造看成生活的全部。营造在帮助人类知我实现同时也通过栖居见证了一切事故的发生，将天、地、神、人聚集于一身。

现代人把栖居看成一件单独的物体（thing），但对古人来说一件物体（栖居所）却是个聚集物体本身与四周环境和其本质的综合体。因此物体（thing）在古代称“versammelung”,“聚集”的意思。我们可从此了解到栖居和营造是个综合性的概念，而非现代唯物社会里的那个单独物体“X”。

海德格尔当年的担忧，如今已成了现实。唯物主义下的人类把一切事物物化和分解。工业时代前，栖居是种“物”， 包含一切天、地、人、神、空间和场合性的综合“物”。人通过营造实现栖居，两者属一。

工业时代后，资本市场经济开始把营造和栖居得概念重新布置。从此，人们再也无法通过自行营造来实现栖居。房屋因此成了一场资本物化程序里的一件工业商品“X”。

房屋身为人类的栖居地再也无法帮助个人和社会自我实现。营造本身也仅剩下现代工业技能上的意义，而并非是项人类个人的精神劳动。市场里的人们和栖居之间，只剩下商品和买主的关系。我“栖居”，并不代表我“存在”。

 

房屋这概念至今已完全改变。它是种可看得见的基本的日常生活物质，也又是种看不见的流动性金融财资，纯粹地以物件“X”的形式，按利益分配，自由地穿梭于势利的资本市场里。

资本家们把它当作股票般，自由交易买卖，自由推测与定价。将其当成栖居或否已不是关键。重点在于怎么操纵栖居本身对人类的重要性来某取单方面的利益。

可负担的房屋

这一切无疑地将把房屋转变成即随手可得却又（对很多人来说）遥不可及的商品。当中，中产阶级更是整套商品化房屋概念里最大的受害者。

发展商因利润低，不愿浪费时间在中低价／可负担房屋上，只专心建设高价及交易盈利更高的高价房屋。城市里逐渐膨胀的中产阶级人口也无法打动资本家。

如今，中价房屋因房屋的商品化和谋利者的市场操纵，一同与早已被遗忘的廉价房屋一样，已被沦为政府和社会必须即时插手的社会福利问题。

中价／可负担房屋的市价如今已定在补贴后的8万至30万令吉之间。比起1998年前的6万至10万令吉，已攀升了三倍。

非补贴的私人中价房屋于巴生谷平均定价为最低40万令吉。其市场目标定于拥有家庭月入6000令吉以上的中产人士，但现实确是另一回事，大马中产人士最高40%平均家庭月入为只有5100令吉。不难理解这将导致大部分可负担房屋将最终坠入高收入阶层手里。

重游栖居

数据仅是片刻的单一事实。大环境下，人们都清楚，5％的房地产业盈利税或是一马房屋计划等的公共灭火式政策都不能长期地改变房屋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下的命运。

商建房屋将继续集中化和极端化，随着社会穷富差距的扩张，房屋供应将最终锁在城市里的最富有一群。其余的市民将继续承担社会物化房屋后的代价。“栖居”这商品将继续地遥不可及。

为寻出路，人们不应只单单把房屋短缺看作物质上的问题。促进房屋建设，发展建筑业，政府津贴等都无法渗入至房屋问题的根本。我们该一同尝试重新寻找栖居的本质，谈谈如何把栖居带回原有的丰富性当中。

无论是高产或无产，资本家或打工一族，在真正的栖居概念里，我们都无家可归。

林明昕，建筑系毕业，建筑设计工作者，在现实制造建筑的罪恶中，发现了七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