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凝视世情

505大选结束迄今已近一年，社会仍弥漫着焦躁与失落的氛围。在朝者无能治理与在野者表現乏善可陈下，宗教与种族等议题被放任炒作。原本以为萌芽且成长的公民社会，505后未见更多主动积极的作为，无力展现自身主体性。这些场景的出现，使得部分编织“改变”梦想者更灰心与失望，也让虚无与犬儒的生活态度找到滋长沃土。

505前后许多人的情绪出现巨大反差，从高潮到低荡，看似出现很大断裂，实则有所延续。在近期涨声不断声中，纳吉的“空心菜论”成为众矢之的，再度引爆民众不满；公正党制造补选事件犹如掷出震撼弹，挑起不少人的情绪与反弹。这段时期民间情绪的波动，对整体社会产生何种影响？可以如何看待这个真实却不易捕捉的面向？

民众的情感（affect）或情绪（emotion）是政治的基本元素之一，且是当代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有学者指出，在美英等现代社会，私人情感正逐渐取代过去的意识形态，主导了公共政治的操作。因此，在公共政治中的情绪或情感，是我们理解当代政治社会的重要面向。

    

改朝换代的情绪基础

我们面对的政治社会不是一个单一的现实（the present），而是很复杂分化的复数现实（presents），它们是以动态且复杂的方式不断地拉扯与变化着，当中充满矛盾与张力。我们需要更多的观点与角度来认识与感知现实，本文试图描述其中一个面向。以下将从日常生活的讨论为起点，再切入现代城市人所面对的情绪政治，尝试对505前后的社会氛围进行理解。

现代人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有着丰富与复杂的意涵，它其实是将无聊、神秘与理性思考，以奇特方式混杂在一起。“惊奇”（surprise）与“震撼”（shock）是无聊又例行的日常生活中，因为奇特与神秘事物的出现，所形成情感刺激的重要部分，让人能暂时进入一种难以言喻的例外状态，从中取得一种特殊能量，使人们能回到平凡又例行、孤单又乏味的世俗日常生活时，能较坦然地接受这样的现实“真相”，但又保有一些希望，譬如期待着下一次惊奇与震撼的发生。

列斐伏尔（Lefebvre）指出，1960年代以后出现的现代日常生活，不仅被设计且完全媒体化或被大众媒体化了。在当代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里，日常性与非日常性相互辩证作用的现象特别明显，其中最典型的是，透过媒体广告机制中的各种图像与影像，使得时尚能以非日常性的姿态绵密地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创造一种具“宰制”性的幸福满足感。

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不会有任何人为的大惊奇发生，有的只是小惊奇，以短小、破碎、易变、流动，且经常是任意拼贴的方式出现，因此，过去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因看到惊奇经验所展现的严肃且深厚的神圣性被大大削弱，仅能透过消费来表现小惊奇和小震撼，同时在这过程中确认自身的“消费者”身分认同。

在马来西亚的脉络下，城市正迈入消费社会的生活情境，一般人在成长经验里多被训练成实行主流价值的功利或实用思考。平凡又例行、孤单又乏味的世俗日常生活不断重复，城市人每天在车龙中上下班或进行各种活动，疲累返家后上网或扭开电视，让已头昏脑胀的脑袋放空，休假日则到各大购物广场展开追逐时尚的消费活动，或看场声光效果俱佳的3D电影，让感官获取撞击后的快感。

城市人在无聊又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仅能透过各种直观的媒介经验与消费感受到一点点的惊奇和震撼，捕抓破碎且易逝的“小确幸”。城市人很少或无力对周遭事物或问题有所反省，生活动力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存”或“适应”，在繁琐的工作与琐碎的私人生活中，透过消费来确定自我的存在感，这也使得城市中的人们越来越以“消费者”作为自身认同基础。

在自我感觉美好的自恋氛围愈渐浓烈时，许多人直接拥抱既定符号与图像所主导的想象，将其视为现实的唯一美好且浪漫化的图景，个体的能动性很可能受影响而被削弱。

学者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指出，在一片欢庆自恋的氛围中，许多消费者会直接拥抱既定符号层所主导的想象，当消费者沉浸在这类想象时，必然处于符号层所设定的框限中，若无法辨识出这些限制，自然会忽略他们其实并非如自身所想象的是独立个体，也就无法正视和其他主体之间的连带关系。

在马来西亚城市的实际日常生活经验与感受中，其实是不断打击城市人所欲的幸福生活想象。贪腐、安全与交通等问题不断干扰城市人生活，使得他们经常出现怨恨、愤怒、郁闷与不安等情绪，再加上各种“剥夺感”或“被盗感”不断递增，譬如车价过于昂贵、房价不断飙涨与物价快速上涨等，整体生活质量持续下降，更让城市中下阶层看不到希望与前景。

这些存在却又说不太清楚的情绪与感受长期被压抑着，形成日常生活“现实真相”的一部分，在想象的幸福与现实“幸福感”差距如此巨大之下，对政权的腐败很难“无感”。这些元素构成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情绪基础，终须寻找出路，且意识到整体结构须改变才可能出现转机。

改变需透过各种理性思辨与讨论，才可能找到出路，而情感与理性关系密切，前者经常是推动理性思考的重要驱力。

马来西亚威权政体长期压抑理性讨论与呈现反智态度，使得许多人在发展自身的情感经验时，一直难以培养渴望讲理和抗拒非理性的情感，不易使之成为驱力推动人们愿意参与理性的政策讨论，有人甚至视追求知识与理性讨论为畏途，寻求地是轻薄短小、容易消化的资讯，协助满足日常生活的欲求。

许多城市消费者在亟欲寻找出路的情况下，希望出现不需花太多力气且能快速的改变，因此将原本对生活浪漫化的想象也延伸至社会改革，并把希望寄托在政治菁英手里，期待英雄与救世主的出现。

集会游行形成的媒介奇观

在公共政治场域里，示威集会除是对特定对象表达自身观点外，同时也是释放愤怒、苦闷与怨恨等情绪的场域。我们先回到505前的社会氛围中，2011年“709游行”很可能是个关键，它成为抗争的重要符征，且是政权替换想象的重要基础。

709的净选诉求相当清晰，较易取得跨领域民众的理解与共鸣；在掌权者严密监控与压制下，许多人仍突破心理障碍，主动亲临现场参与具有对抗意义的集会和游行，让蓄积许久欲改朝换代的集体心理与情绪获得相当释放。

平时汽车占据的道路上，集会者结伴“漫游”；耳际传来众人齐呼口号或唱歌的声音；在被驱离的过程中，肾上腺素的飙升让人情绪亢奋；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催泪弹气味，也混杂着泪水与汗水。

这些直接经验刺激集会者的感官与情绪，使参与者在无聊且疲乏的日常生活里，进入一种难以言喻的特殊与例外状态，犹如参与庆典的狂欢，被激发的情绪能让日常生活中充斥的工具理性被中断，从中取得一种特殊能量。参与者不仅彼此“看见”，同时也“被看见”，使得在集会游行所经空间中所发生的种种景况，皆具某种程度的公共性。

这些集会震慑许多游行参与者，兴奋地将在场的所见所闻所感透过新媒介立即转播，使得游行所聚集的人数奇观 （ spectacle）与媒介奇观同时展现，让未到现场者产生连结，感受到现场所散播的氛围。不管是参与者与旁观者皆感受到令人振奋的“人民力量”，社会也向前跨进一步。

709后在网络上出现大量对集会经验的书写，文字中除流露出的浓郁情感，部分人出现相当深刻的反思，且这股情绪与氛围也有所扩散。

接着出现2012年428、2013年112等一波又一波的集会游行，每隔一段时间主要在吉隆坡举行，让许多城市人有些机会进入这类非日常的状态，且不断地展现着人数奇观，特别是对不少初次体验集会游行者来说，当中感受的震撼经验，是与“陌生人”建立更亲密连结的公共生活基础。

这些近似“快闪”的人群聚集，主要是在举行前透过各种媒介的召唤，许多原本不上街的群众在这过程中主要获取的，是一种现代消费社会中从世俗生活取得“惊奇”与“震撼”体验。

然而，这个人数奇观经各种媒介传播后，被简化为图像、展示与故事的媒介奇观，形成符号层的框限。这个符号层将集会游行的经验被相当程度地浪漫化，在不断被引发的激情下，人们对社会改革的想象被简化与窄化，将焦点集中在政权的替换上，期待各项集会所凝聚的人气能一举改变整个结构。因此，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社会语境下，“社会改革”被简化与理解为“政权替换”，其他改革可能的想象多被排除，以“改变”（Ubah）含糊地概括了对社会改革的未来想象。

在在野联盟308大跃进的基础上，709所引爆一系列集会的人数奇观，让许多人对改朝换代的期待更为殷切，且似乎是可能实现的目标，也激发更多人的热情，义无反顾地投入选前的各种工作。

505大选时，在野联盟更将这股氛围延伸到选战中，在全马许多地区扩散这股氛围，特别是运用凝聚人气的造势大会，一些选区营造出接近演唱会的嘉年华氛围，不断堆叠选民的情绪，让更多人感受到惊奇与震撼，在感受上也产生共鸣和连结，更热情参与政权替换的“伟大事业”，且产生一种道德感，试图赋予自身在选举中的实践更多意义。

在人数奇观与媒介奇观再现所框限的符号层下，人们的想象也被引导至各种数字的计算中，这则是日常生活中功利或实用主义进行转换的体现，因此，选票是否足够让政权替换，成为选民很容易出现的盘算，也让其热情能更专注于选举过程，至于严肃且复杂的社会改革问题，被化繁为简为支持或反对的问题。

错失从消费者到公民的培力

这些集会游行扩大参与者的浪漫集体想象“布城在望”，并将目标投射在被简化且狭小的想象框限里，即把未来的社会改革视为选举运动中对现有政权的推翻，因此只要攻其一役即可，社会改革的梦想就能实践，幸福跟着就能到来。

当情绪与热情一次又一次地被带动，政权替换为目标的想象不断被确立，也不断抬高政党与政治菁英的分量，却未能将这段时间不易被激发的动力更好的转化。

在“打倒国阵”的基本共识下，公民社会里的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大致同意此乃当前的阶段性任务，因此，在政治运动取得整体改革运动的主导权下，吸纳与收编各方力量以达至改朝换代的目标。

“社会改革”概念在未积极赋予更多具体内容下，形成空洞与苍白的修辞，且快速被窄化为“替换政权”的想象，强化二元对立的支持或反对逻辑，以更有效进行动员。在选举民主的框限内，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把社会改革的想象也限制政权替换下，使其自主性大受影响，迄今许多民间组织并未有太多的意识与反省。

505前后期间的公共论述严重不足，在理论与分析上显得贫乏与无力，未对社会改革开展更深刻且多元的论述与讨论，无法藉此机会开拓对社会改革更复杂且有力量的想象与实践，同时扩展人民与社会的自我认识。

在这样的整体场景下，使得城市“消费者”在自我认识上，在选举期间除增加可能比以前更具积极意义的“选民”身分，却无力朝建构自主“公民”身分的方向发展。

人民在不断被激发的情感与能量的过程中，未能更有效地开发渴望讲理和抗拒非理性的情感，使得愿意参与理性讨论的能力未见明显提升。因此，在无法更有意识地运用过去这段时间进行公民培力的契机下，许多人在选举挫败后回到无力的“消费者”状态里，重复日常生活中拥抱小确幸的态度，甚至更加倾向虚无与犬儒。

人民在505后低荡的情绪中，从亢奋的“选民”状态回归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者”常轨，直到一系列物价上涨引发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政府推卸对于物价上涨的责任，要人民直接承担压力，这关系到切身的“生存”或“适应”问题，再次刺激消费者的情绪。除物价上涨问题，消费税预计在明年四月开征，这将对消费者造成更大压力，势必引发更多不满。

民联所主导的政治运动掌握“消费者”兼“选民”在现今环境下的“反漲”情绪基础，将两种身分认同作更紧密结合，希望能再次堆叠民众的情绪，让政治运动能摆脱低潮，蓄积能量面对砂洲选举和准备下次全国选举，同时也可转移安华在加影补选中所引发的争议与负面形象。这应会是相当有效的动员策略，而在代议政治的选举游戏中，取得更多选票是政党难以抗拒的“现实”诱惑。

然而，在野党若仅持续操作“政权替换”的论述，甚至成为在野党在许多领域仍不作为的借口，未积极思考其他出路，实非负责任的在野党应有作为。政治运动也应更谦卑地面对人民，不是视之为一张张选票的“选民”，而是具主体性的“公民”。

马来西亚的政权仍未替换，然而人们的生活已有变化，至于能否朝向更深刻的改变方向发展，需投入更多努力来经营与累积，以超克目前的困境。

当回到日常生活的常态轨道下，人民也需回归社会改革的基本面，如何让情感或情绪所形成的改革动力，推动对自身与社会处境更多的认识与理解，进而持续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进步，应该是我们要面对的重要议题。

黄国富，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