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

4月11日傍晚，一群民众自发到中正一分局“路过”，抗议警方违诺，以违反《集会游行法》为由废止公投盟路权许可证，并违宪永久剥夺后者申请集会的权力。他们的行动马上受到许多刚落幕的太阳花“学运”的支持者批评为暴民，并重申太阳花“学运”是非暴力抗争，试图与他们撇清关系。

“暴力”，成了污名化一场抗争运动非常有效的标签。只要跟这个标签扯上关系，无论是再重要，再毫无争议的诉求，都会变得毫无意义——他们的行动，将不会受到大众的支持。而与“暴力抗争”相应的“非暴力抗争”，却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可是，“为什么非得是非暴力抗争呢”，这个问题却是鲜少被拿来讨论的课题——而“抗争是否本身就蕴含着暴力的因子”，则更是边缘的课题中的边缘课题了。

先说两则故事。

【故事一】

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呼吁印度人，以不纳税、不当公务员、不购买英国货品等非暴力的不合作手段，抵制英国政府对印度的统治。为此他曾多次绝食，也曾多次为了独立运动而被捕入狱。

为了展现抵制英国货品的决心，他甚至号召支持者焚烧英国工厂销售予印度人民的衣物，及公开制盐（盐在当时被英国殖民政府所垄断）。甘地的抗争方式，几乎瘫痪了英国殖民政府的运作，并使后者受到各界包括英国国内压力，进而不得不让印度逐渐发展自治体制。

【故事二】

浸信会牧师小马丁路德金恩，美国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致力于反种族主义及反战运动，曾领导联合抵制蒙哥马利公交车运动、入座运动、“向华盛顿进军”等非暴力抗争。其中，他在林肯纪念堂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

他在生命最后几年，也开始关注美国贫穷问题和越南战争，并在死前参与规划在华盛顿举行的大规模示威行动“穷人运动”，要求联邦政府立法，确保穷人有工作、有收入和有房子住，并恫言不惜瘫痪联邦机构，直到国会通过法案。1968年4月4日，金恩于田纳西州孟斐斯一家汽车旅馆遭人暗杀。

好，现在来到没奖游戏问答时间（喂～）：

如果甘地绝食至死，英国殖民政府需面对什么样的后果？

如果金恩的非暴力抗争路线一再不获统治集团的响应，其抗争手法会否有上升的可能？

与金恩同一时期的民权运动领袖Malcolm X所鼓吹的暴力运动，与金恩所领导的非暴力抗争路线处在什么样的关系？

会这么一问，其实并非想要否定非暴力抗争的意义，只是意图借助这两位被吹捧非暴力抗争者最常用来说嘴的名人事迹来点出，非暴力抗争的成功，往往是奠基于当政者在面对强烈的内部压力、外部压力等因素下，而不得不妥协的结果，是一种恐怖平衡，是隐含着一种威胁式的语气，向统治阶级“诉求”自己的政治目的，而非如同许多非暴力抗争鼓吹者所指认的那么平和，那么地浪漫。

非暴力不是至上原则

非暴力抗争并不是将朵不带刺的玫瑰花，插在向你身上挥棍子的镇暴警察的口袋就能了事的事。它的重点在于“抗争”，而不是“非暴力”。它是抗争者依据当下自己手上所掌握的筹码，所规划处的他们认为最为适当的抗争方式。所以非暴力抗争是一种因应策略上的需求，而非抗争中一成不变的至上原则。也因此去掉社会脉络和历史脉络地挪用非暴力抗争的形式，而不去探询过去抗争者选择这种抗争模式的缘故，本身就是一种极度不理性的行径。

回到上述两位著名的独立运动领袖及民权运动领袖的事迹，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瘫痪”这个关键词。相对于掌握了整个国家机器的统治阶级，受压迫者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光是要让自己面对的压迫引起社会大众的注意，已经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更何况是向压迫者要回自己本就应该拥有的权益？在几乎不掌握社会上任何资源的前提下，受压迫者唯有利用自己所最容易获得的资源，也就是自己的身体，给统治阶级造成最大的威胁，以换取统治阶级的妥协。而瘫痪社会运作如罢工、占领等行动，正是抗争者借助身体为抗争工具，能够达到最大效果的方式。

如此带有威胁的抗争手法或许是部分人士所嗤之以鼻的。在这里请容我摘录政大法律系副教授廖元豪于〈把街头还给基层异议者──重省集会自由与集会游行法〉中的一段文字：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异议者的集会游行也不是嘉年华式自强活动。既然街头抗争是基层异议者的‘政治权利（力）’，就要让示威者有‘施力’的机会。如果在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或其他代议政治的场域，我们容许利益交换与相互施压；那集会游行权也应该包含愤怒、咒骂，乃至某种程度的恫吓—否则，‘主流’怎么会愿意对‘异议者’让步呢？K党可以在国会对D党说‘给我A法案否则就挡你B法案’；社会运动者应该也可在街头对主流大众或政客说‘还我人权尊严，否则别想交通顺畅’！如果完全剥夺‘喧扰’与‘威胁’，那集会游行权就变成了基层异议者谦卑祈求的仪式而已。”

抗争者不该自我设限

然而现今意义下的“非暴力抗争”，却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许多“非暴力抗争主义者”自诩“和平、理性”，要求参与抗争者必须遵守秩序、要有礼貌、要保持乖宝宝形象……更忌于干扰社会中，其它领域的正常运作。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抵抗统治阶级的任意妄为，他们却会反对、蔑视比他们更为激进的，如乐生、华光、王家、关厂工人，乃至数日前包围中正一分局的抗争者，甚至对相对激进的抗争者穷追猛打势必将其驯服，成为统治阶级最有力的打手。可是，一个对统治阶级没有威胁的运动是要如何让他们妥协，进而把权力交还予民众呢？若是统治阶级把公关做好，他们甚至能够将其压迫的结果包装成其政权尊重民意的表象，以巩固其政权的正当性。

因此可见，目前“非暴力抗争”看重的是抗争方式，更甚于抗争的目的本身。但如此一来，这不就完全本末倒置了吗？无论如何，正如文章开头所述，“暴力”的标签，成了打击一场抗争活动最有效的工具。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在面对统治阶级透过大众媒体对抗争活动贴上这个标签时，许多抗争者疲于自我辩解，以换得大众的支持。可是这不正是承认了抗争不应该有暴力因素这一回事，进而一再陷入与统治阶级“贴标签——自我辩解”的漩涡里吗？而非暴力抗争的含义也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收窄，变成如今对抗争者不得不注意的自我设限。

何不跳脱这个漩涡，直接厘清“非暴力抗争，仅仅是抗争策略中的其中一个选项”这一回事呢？

注：本文获同意转载自 “反体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