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特约】文：冯晋哲

随着《2020年亚庇地方发展大蓝图》在6月18日结束公众咨询，这也意味着，假如市政厅和州政府执意落实这项蓝图草案，那么当中的亚庇土地发展规划，即将成为定案，草图的模板将会变成真实的亚庇市景。

这项蓝图出炉后，立即遭到在野党和非政府组织的强烈抗议，其中以丹絨亚路海滨的争议最大，该海滨从“公共地”的规划被转换成“酒店与旅馆”用途，面对亚庇人民的反对和拒绝，忧虑这块属于亚庇人共同记忆的海滨，将会被商业化而出卖。

我在早前文章《 未来的亚庇：为旅客或全民？ 》，就谈到除了丹絨亚路海滨可能被商业化，整个亚庇的城市规划都看不到大片的绿色公共空间，没有新的公园和广场，甚至城市的图书馆都难逃搬迁的厄运。

红彤彤的商业地段涵盖整个亚庇市，让我们不禁反思，到底这座城市是属于人民的，抑或属于游客和资本家？当这座城市一味地拥护市场自由化时，到底对市井小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正当民众把焦点投射在丹絨亚路海滨上，整个亚庇发展大蓝图到底存在着什么样更深入体制的问题？或者把情境放大到整个马来西亚的城市发展模式，一次又一次的蓝图和计划，到底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着什么意义？

拒绝亡羊补牢模式

我在市政厅所开放的咨询会上问一名官员，为什么蓝图里只是增加了商业地，抑或转换低密集成为高密集的住宅区，却没有看见新的学校保留地、医院保留地乃至公共交通的保留地规划？

官员回答我说，由于政府无法预测有关住宅地区将会有多少人口居住，因此无需预先保留地段供建设公共设施如学校或医院，等到有关的住宅区出现需求，政府才来考虑征收或购买土地建设学校和医院。

这是否意味着，一旦没有保留地段给公共设施，所有地段都先交给商家和资本家转为商业用途，尔后建设学校所需购买土地的经费却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支出，这不是赤裸裸地利惠资本家吗？

无论市场如何自由化，政府的角色决不能放任，甚至放弃其规划的功能和角色，任由城市的土地转成有利可图的商业价值，而所有的属于大众利益的公共设施沦为陪衬的商业附属品，最终受害的必然是普罗大众。

然而，医院、学校、公共交通和房屋等设施都是城市市民最基本的需求，一旦没有得到妥善的进行供应规划，我们就会像现在的吉隆坡乃至美国在90年代多个城市那样，城市的商业化毫无节制地蔓延到无法挽救的地步。随着人口持续增长，土地大幅度被商业化、商业房价不断攀升、为了鼓励汽车工业而导致路上的汽车不断增加，如今的亚庇已经开始感受到塞车、房价太贵、以及公共交通匮乏的苦果。

这样的困境已经在吉隆坡出现，太多的商业地段，城市漫无节制地扩大，商业大楼、高价房屋不断地兴建，却没有针对民众真正的需求进行供应，政府继续放任不管，最终等到需求过度膨胀时，政府才来亡羊补牢，似乎已经太迟了。

在吉隆坡郊区文良港（Setapak）一带的云顶巴生路（Jalan Genting Klang），尽管高楼四起，许多中低价格的楼房兴建在那，保守估计也有50万人口住在那里，但该道路却没有地铁、捷运甚至是新建的MRT覆盖，让人感到不解，为何需求如此庞大的住屋地区，却没有及时规划好公共交通。只有供不应求的巴士服务，导致该路段每到上下班时间必定出现拥挤。

同样的，在亚庇郊区的亿达路（Jalan Lintas），整条路周边有相当密集的住宅区，却没有任何巴士川行，政府仅建议在两个繁忙的十字路口兴建高架桥，必然无法对症下药，解决该路段的塞车情况。若无法提升整个社区的公共连接度，将永远无法解决问题。

问题是，政府似乎连亡羊补牢的意愿也没有。

规划必须未雨绸缪

任由市场自由化，并不能真正地扣应民众的需求，反而将会毁掉一座城市的生活素质和精神。以房屋为例，不管是亚庇还是吉隆坡，房屋始终是供不应求，况且全面市场化的结果，导致城市内的住屋往往都是高档次以满足投资者喜好的住屋，而不是全民所需，这已成为各大城市的主要问题，更是造成城市贫富差距两极化的恶果。

与其全面让市场决定，政府应该积极扮演决策机关和规划单位的角色，确保城市的规划符合全民的利益，因此亡羊补牢模式的失败，提醒我们应该采取未雨绸缪的态度，以高瞻远瞩的眼光来做城市规划。

在这一方面，我们的邻国新加坡或澳洲就做得非常好。该国了解到民众的未来需求增长，及时提出未来的宏愿和计划，增建公共设施，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连接到公共设施，如公园、医院和学校等。新加坡有超过60%的人口使用公共交通、超过一半人口的住家400公尺之内能够连接公共交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这就是跳脱先建屋才规划公共交通的思维，美国建筑规划师彼得卡尔索（Peter Calthorpe）提出以公共交通作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著称为TOD模式（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以优先规划公共交通作为导向，再来定夺房屋和商业的未来发展。

此理论越来越受到欢迎和支持，各国城市渐渐采纳这种观念，有的甚至砸本重建都市，建立一个以公共交通系统为主轴的城市，其余的发展随之配合在后。

倘若我们以这样的观念来想象亚庇乃至吉隆坡，先把公共交通做好，才来规划好城市的住屋发展，可能这座城市会有不同的面貌。尤其是以旅游都市为定位的亚庇，更急需有完善的公共交通服务，趁着还有许多可挪用的土地和空间，进行重建和规划，让亚庇的公共交通，供亚庇市民和游客共同享用。

从各种地方发展蓝图到《大亚庇计划》和《大吉隆坡计划》，即使有提到TOD模式，却没有看到积极推动的意愿，更遑论有重建城市的决心。

就连在去年年底在吉隆坡举办的《城市交通与MRT峰会》，多名演讲者、城市规划师包括快捷地铁公司（ERL）的执行主席纳兹米也认同，吉隆坡和多个大马城市都没有采用TOD的模式，也越来越难发展完善的公共交通。

落实市长直选

不管是亚庇还是吉隆坡，公共交通的系统在同一套政府管理模式下，变得乱七八糟。不仅部门分工紊乱交错，也造成官僚问题严重，是解决交通问题的一大障碍。

更重要的是，负责规划城市发展的市政厅，由于无需直接面对民意，在地方规划上无需对市民负责，仅仅对上头（州和联邦政府）负责。而市政厅（亚庇和吉隆坡）不像其他市议会那样，因为没有政党推荐的市议员存在，所有市政厅官员沦为技术官僚，根本无需理会市民的需求和感受，根据技术和他们的程序作则来做事，这根本就已经违背了城市的民主精神。

在其他国家，城市的市政府必须进行选举，市长选举成为市民选举城市方向的重要指标，但是这并不在马来西亚实行。因此，市长根本无需对市民负责，而是对首长和首相交待。因此，类似丹絨亚路海滨的计划，市长根本就无需应付市民的需求和看法。

有鉴于此，市长直选也是改革公共交通制度的其中重要的步骤，如果没有懂得尊重民意的市长，那么任何针对城市规划的改革，都根本不可能实行和推动。

最后，公共交通犹如人体内的血管系统，我们的血管早已阻塞，随时危害五脏六腑的安全，趁着还有一丝的机会，政府必须要拟定一套以公共交通为主的重建城市计划。我始终认为，商业经济发展是可以和代表人文精神的公共空间平衡发展，政府必须要赶在整个城市价值完全沦丧之前，做出重要的抉择。

注：作者冯晋哲是君子同盟研究中心研究员兼政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