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南望

中国崛起，马来西亚华人还爱国不？

国家认同恒是这个国度里的大哉问，华社里的中文社群尤受困扰。由国家独立前后的华侨到华人，几代马华公民艰难地试图证明自己“爱国”，却总有马来同胞不信服：第一代华人难舍中国情，可以理解；第三、四代了还跟大中华地区纠缠不清，什么意思？

有时候，你确实很难耸耸肩无视对方质疑。马六甲市以南，你可能只爱看新加坡的华语电视频道；马六甲市以北，你或许沉迷Astro的中港台节目。你对新加坡国策、台湾政治生态、香港占领运动或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津津乐道；你在脸书、微信或中文的网上论坛里和国内外华裔友人瞎扯，分享大中华媒体为你筛选评议过的大小讯息。但与此同时，你可能老是认不清多数马来部长的嘴脸。反正没差。

又，你很可能期待移民。世界银行2011年有关马来西亚人才外流（brain drain）的专题报告，就保守估计过长居海外的马来西亚公民，2010年时高达一百万人，且三十年来增长近三倍之多。这当中57%落户新加坡，而他们几近九成是华人。

土生土长的马华第三代，多成长于马、中两地隔绝的冷战时代；第四代则经历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奋起。无论如何，两代人都因为经商、就业或留学，与大中华各地互动愈繁。他们的中国情怀，与上两个世代有没什么大小差异？

认同是很主观的事，本来就难以捉摸。1985年王赓武总结东南亚华人认同问题时，认为可分国家、族群、阶级、文化这四方面的认同来谈，大趋势则是东南亚华人多已在政治上认同居留国度。1999再论认同，他则坦承问题实无法和中国因素切割，今日犹是。理论上，政治或文化认同的对象既可以由甲至乙，当然也可以是由乙复甲或由乙至丙，并非什么神圣不可逆转的进程。

他们对大马存有情感

部分出于这样的考察兴趣，今年10月至今，有幸和旅居上海及香港的十数位马来西亚华裔专才及留学生作深入访谈，留意到几点有趣现象。首先，是众人普遍深怀的浓郁乡情。受访者的“马来西亚人”身分意识，绝大部分源自他对自己成长的那片土地的真实情感、对乡里亲朋戚友的眷恋，以及对国内民情食物等的缅怀。换句话说，他们对马来西亚的情感无庸置疑。

会计经理C先生，已经在上海和中国各地待了超过10年，却说他只在返马时，才真正感觉自在（feel comfortable）。在上海的日子，总希望遇见同乡，马来人印度人都好，只要来自国内，见面互道一声“apa khabar?”就倍感亲切。C先生对上海近年来的社会、制度发展非常肯定，但自谓对上海和中国还是没认同感，甚至坦承面对中国人时，他仍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感。

T小姐留学香港，九零后，对其大学的学习环境与教学品质相当满意，但言谈间爱提家乡事，也自承对老家乡里情感深厚。香港的粤文化氛围并未让她有归属感，与香港本地学生相处，也始终感觉有些隔阂。结果人在校园，主要还是和那一小撮“自家人”来往。H先生留学上海，同样是九零后，极享受上海这大城市所提供的无尽商业机会，并已打定主意毕业后留沪工作。不过面对中国同学，H先生从来喜欢强调自己与众不同的马来西亚人身分，而非突出他与众一致的华人身分。

普遍“逐机会而居”

其次，值得注意的还有这种自然纯朴的乡情，似与个人在一地一镇的具体生活圈子相契，却未必会延伸至国家认同的高度。我的意思是：乡土情与国家/政治认同的关联并不明显，受访者固然爱乡，却普遍“逐机会而居”，并无强烈的报国情怀。但他们倒也未惑于大中华的政治召唤，只是务实地为自己和家人寻觅更合适的安身之处。马来西亚可以离开，上海、香港也是。

M小姐在香港工作5年后，怀着对乡土、家人的眷恋，曾试图返国觅职定居。岂料返马后惊觉她已无法再忍受国内体制上的种种闭塞、箝制，感觉窒息，没多久就再回港工作，这回且特意住满7年谋得香港永久居留权。不过香港也没留得住她，M小姐现已动念再转往新加坡或台湾工作。

L小姐原留学台湾，在台资企业派驻越南工作时认识留日的中国丈夫，待过日本，目前已随丈夫回上海定居，在日资企业上班。L小姐的哥哥姐姐弟弟都已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本身没想过在台湾落地生根，对上海也还是没深厚情感，始终觉得与中国人的文化差异甚大。但她并不排斥将来再与家人回日本“永住”。

反思爱国与国家初衷

国家认同问题当然不是我目前的十数个访谈案例可以概括，遑论归纳分析。理论探讨方面，更可以从东、西方集体和个人主义的差异（先有国才有家vs.每一位公民都是国家主体）、爱国与爱政权之辨，一路谈到民族国家之作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该如何想象及建构等。但我想核心之问，还在人类社会建构国家的原始目的，以及伴随而来的“爱国是不是一种义务？”的反思。

由原始聚落至部族社会再进一步发展至现代国家，人类图的主要是集体生活比个体独立生存更能提供安全保障与其他实惠。集体越复杂，精细分工的管治机构就越不可或缺，遂有国家政权。而理想的政权形态，则是统治者权力来自多数国民的授权及认可，否则就缺乏正当性。在此前题上，如果我们还能进一步跳脱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桎梏，不认为什么民族就该从属于什么国家（如日本人就该是日本国民），那各国的存在，理论上确实可以视为自由市场，良禽（国民）择木而栖，并无不妥。简言之，以自由主义观点来看，国家并没要求国民无条件爱国的理据，爱国本不该是种义务。

恰恰相反，国家要努力吸引本国国民留下、他国国民移入；国家要营造良好的制度与生活环境，让国民有归属感。基础皆备，才有条件去谈国民对国家的无私奉献。美国前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那句“莫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能为国家做点什么”的名言，虽隽永动听，却不符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倒过来问，或许才更合适。

其次，如何爱国？感性及仪式性的爱国活动，如学校升旗典礼、唱国歌、国庆日高悬国旗或造个世界最长的ketupat自得其乐等，既虚也流于形式，更不无诱导国民盲目爱国的风险。以批判的眼光看国情、鞭策社会进步，因理念相契而认同国家的相关体制等，才是经理性反刍后的爱国之道，也才能细水长流、历久弥坚。

中国因素未构成影响

专才与留学生因身怀专技，得以游走各地居留工作，但这不意味着他们都享受这种流离状态。马华第三、四代的乡土认同应无疑义，不在中国，而在马来西亚。至于“爱不爱国”，那就端赖你从哪个角度理解。流离于台湾、日本、中国三地多年的L小姐就提到，每逢国际运动赛事，日本队只要对上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她都希望日本赢。唯一的例外，是当日本队碰上马来西亚时（例如今年的汤姆斯杯羽球决赛），她会希望马来西亚胜出。反正马来西亚队若和他国对战，她一贯心向马来西亚。L小姐至今仍自视为马来西亚人，说她认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社会，但对政府很有保留。2013年全国大选后她更悲观，总觉得已经没办法改变什么。

这批专才如今为何“逐机会而居”？老爱责人不爱国的当朝政治人物，不妨想想到底责在何方。中国因素至少到目前为止，似还不构成影响马华政治与文化认同的外部要素。归属感是国家认同的关键之一，但归属感终究不能像沙滩上种花，根柢不固，自然无法持久。

延伸阅读：

Wang, Gungwu. 1988.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J.W. Cushman & Wang Gungwu. (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pp. 1-2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王赓武。 2002。〈再论海外华人的身分认同〉，载于刘宏、黄坚立主编，《海外华人硏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页97-116。River Edge, NJ：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王国璋 槟州北海人，现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