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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强烈反对民联恢复地方选举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城市地区是以华人居民占大多数，而地方选举将加深城乡居民的鸿沟，造成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会重演513事件。他强调多元社会要照顾所有面向的族群，包括住在甘榜的马来人、园丘的印度人和深山里的原住民等。

哈迪阿旺的言论非常落伍，他对马来西亚城乡地区的族群分布依然维持在旧有的刻板印象，忽略数十年来马来西亚城乡人口的变化。我国在独立前后，城市人口已逐年增长，直到国阵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后，才加快城市化的步伐。政府在1970年制定新经济政策，宣称要消除族群（特别是马来人）之间的经济差异、重组社会，达至全民团结目标。国阵政府要提高马来群体的社经地位，其中一项重要的策略是提高马来人在城市人口的比例。

其实在1947年至1970年间，三大族群的城市化程度皆在上升，马来人从7.3%提高至14.9%；华人从31.1%增加至47.4%；而印度人从25.8%升至34.7%。在马来半岛的城市人口比例上，马来人的城市人口从1947年的19%增加至1970年的27.6%；华人城市人口则从63.1%下滑至58.5%；印度人也从14.7%下跌至12.8%（图1）。

图1：马来半岛城市的各族群人口分布和城市化程度

造镇计划使乡区变化

在第三大马计划下（1976-1980），政府积极开发新的城镇，同时也让乡村城市化，意即让乡村地区拥有和城市相似的环境、设施和服务，鼓励马来人和其他土著参与新地区的商业、工业和服务业活动。政府在马来半岛大都市的邻近地区建立的新城镇，如雪兰莪州的沙阿南（Shah Alam）、万宜（Bangi）和士拉央（Selayang Baru）；森美兰州的新那旺（Senawang）；柔佛州的士乃（Senai）和士古來（Skudai）和槟城的峇六拜（Bayan Lepas）皆提高马来族群在新城镇的人口比例。

政府一系列的鼓励政策，成功增加马来人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例。在1970年至1980年间，城市的马来人口比例从14.9%增加至25.2%，达到年均7.9%的增长率。同时期，华人与印度的年均增长人口只有3.3%。与此同时，马来人的城市化速度从1970年的2.2%增加至1980年的5.2%，而华人与印度人分别从0.4%及0.9%增加至1.8%（图2）。由此可见，马来人在1970年后，城市所占的人口比例与城市化速度都领先其他族群。

图2：马来半岛城市地区各族群的人口比例、城市化程度、年均增长率和城市化速度

1980年后，马来人在城市的人口比例持续上涨。以吉隆坡为例，马来人在1980年占了城市人口的33%，随后增加至2000年的38%。相反地，华人在吉隆坡的城市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52%持续滑落至2000年的43%；印度人也从14%跌至10%（图3）。

图3：1980年至2000年吉隆坡城市的各族群人口比例

巫裔成首都主要人口

根据最新的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吉隆坡已经有40.56%的马来人口，加上土著的人口，他们的人口增长也比2000年的38%高。同样地，吉隆坡的华人人口继续下跌，从2000年的43%下滑至39%。印度人则是从10%下跌至9.3%。如果我们不把外劳计算在吉隆坡的城市人口内，事实上，马来人口就有44.7%，已经超过华人的43.18%，成为吉隆坡最主要的族群人口（图4）。

图4：2010年吉隆坡的各族群人口比例

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资料，吉隆坡已经有40.56%的马来人口，加上土著的人口，他们的人口增长也比2000年的38%高。华人的人口则继续下跌，从2000年的43%下滑至39%。印度人也从10%下跌至9.3%。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把外劳计算在吉隆坡的城市人口，马来人的人口就有44.7%，已经超过华人的43.18%，成为吉隆坡最主要的族群人口（图4）。

根据行动党沙登国会议员王建民的文告指出，我国目前有3个市政厅、9个市议会及37个地方议会，当中只有6个是华裔人口占多数，包括怡保、古晋南区、新山中部、槟城、诗巫和梳邦再也。马来西亚目前有超过7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各国的移工聚集在城市地区，让城市的族群人口更加多元与复杂，就像吉隆坡就有超过14万非大马籍居民，占了城市人口总数的9%，而我相信台面下的我国移工人数一定比9%来的高。

哈迪应正视人口变化

以上的数据指出，华人并不是城镇的最主要居住人口，而是国内最大族群的马来人，同时还涵括不同国家的劳工。哈迪阿旺与其担心恢复地方选举会让513事件重演，倒不如实事求是，正视我国各城镇人口在这数十年来的演变。

当人们要求地方议会选举时，哈迪阿旺不能再以族群与人口比例作为地方治理的“指标”，而是以地区范围与民众的生活权益作为首要的考量。唯有各族群民众以参与地方政治的民主方式，选出负责任的议员，共同规划地区的土地与空间使用、增加与完善基础设施等，才能直接面对与满足不同族群人口在城镇的需求，包括有接近10%人口比例的外劳。

最后，我们可以乐观地想，也许地方选举才是打破族群藩篱的出路。因为各族群不再以族群利益的狭隘角度出发，而是透过地方选举共同协商与地方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才能真正照顾地方上多元族群的权益。成熟的地方选举将使地方治理朝向透明和公正的方向运作，也为未来的民主社会发展做好热身和准备。

古燕秋是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所硕士毕业生，现任职独中，教授公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