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审思明辨

王福涵（Ong Hok Ham或Onghokham）是极少数从事历史研究的华裔印尼人之一，也是印尼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生前经常投稿予印尼文媒体，如《明星周刊》（Star Weekly）、《罗盘报》（Kompas）、《时代》周刊（Tempo）和学术月刊《棱镜》（Prisma）等。

王福涵一生经历数次身份认同的转变。他1933年出生于印尼泗水的一个显赫土生华人家庭。他曾透露其双亲是第7代华裔印尼人，因此本身算是第8代华裔印尼人 [注1]。他有一个兄长、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王福涵的母系祖先辈曾在东爪哇各地担任华人社会的首领（甲必丹），并从事鸦片种植业、典当业等种种暴利行业。

荷兰殖民时期，大部分富裕的土生华人家庭都深受荷兰文化影响，王福涵家庭也不例外。王家虽仍祭祖，但基本上，他们生活已相当荷兰化，双亲平日以荷语跟孩子沟通，并把孩子送到当地荷文学校受教育。老师还给王福涵取了一个荷兰名字——汉斯（Hans）。

王福涵的双亲崇尚荷兰殖民者以及荷兰文化，自视为荷属殖民地子民。他们期望孩子能在荷文教育的熏陶下，成为将来能在荷属印尼社会出人头地的土生华人。然而，这个心愿随着日本侵略而彻底破灭。日本殖民者监禁许多仍身在印尼的荷兰人，并关闭所有荷文学校，只允许一些印尼文和华文学校继续开课。

日据初期，由于担心泗水陷入混乱，王福涵与家人前往玛琅（Malang）投靠富裕亲戚，并就此接触并爱上爪哇文化和语言。

泗水局势稍缓后，王福涵与家人重返家园，父母把他和弟弟送到泗水一间华文学校就读。然而，自幼不曾接触华文的王福涵完全无法适应，学习不甚愉快，学业表现也不佳。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荷兰人执意重新统治印尼，与印尼爱国分子爆发4年的革命战争。荷兰人占领泗水后重开荷文学校，王福涵得以离开华校，重返自己熟悉的环境继续学业。

独立后转向认同印尼

美国施压下，荷兰人于1949年无奈放手，承认印尼独立。由于对印尼本土始终怀有很深的归属感，王福涵与家人在印尼取得独立以后决定留在印尼，并成为印尼公民，而不像一些土生华人决定移居荷兰或其他国家。

然而，已在荷文学校完成高中课程的王福涵当时虽然精通荷文、爪哇文、法文、英文和德文，他对印尼文的掌握还有待加强，因此，其双亲在1953年把他送到万隆（Bandung）一间以印尼文为教学媒介语的中学重修高中课程。王福涵在万隆开始学习自立，他也在印尼文教育的熏陶下，逐渐认同自己是印尼人，而不再是深受荷兰文化影响的荷属殖民地子民。此外，他在1955年4月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Asia-Africa Conference），担任越南和柬埔寨代表的法语通译员。他也在同年完成印尼文高中课程。

高中毕业后，王福涵原先为了满足父亲的期待，考入雅加达印尼大学（Universitas Indonesia）法律系，但数年后，他发现自己始终无志于法律，因此毅然转入历史系，专研他一直都感兴趣的荷属印尼史。

倡议同化却反对强制

自小不曾受到华族文化熏陶的王福涵在念大学时与其他华族学生格格不入，因此不愿跟他们来往。他也拒绝参加印尼华裔大学生联谊会，甚至拒绝出席农历新年庆典，也不要朋友在农历新年期间向他拜年。

然而，很吊诡地，王福涵在念大学时曾担任研究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美国学者斯金纳（G. William Skinner）教授的研究助理，并在1959年前往菲律宾协助斯金纳教授进行半年的实地考察，研究当地华人社会。他通过斯金纳教授认识了不少研究印尼社会的欧美学者，并与他们成为终身的知己好友。此外，他也受邀为经常报导印尼华人社会新闻的印尼文周刊《明星周刊》（Star Weekly）撰写印尼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人社会的文章。然而，这份刊物1961年受指控支持叛乱活动，遭军方关闭。

菲律宾实地考察期间，王福涵对当地华人高度同化的现象惊叹不已，并认为华裔印尼人应效仿华裔菲律宾人，全面融入当地社会，成为纯粹的印尼人。他在1960和1961年与一群支持同化论的华裔印尼人签署两项呼吁华裔走向自然同化的共同声明。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两项声明都强调华裔印尼人的同化必须是出于自愿而非受到强迫的。

因此，王福涵无法接受苏哈多1966年上台后对华人所实施的强制同化政策，也不曾到政府部门办理印尼名字的登记手续。他只是私下将自己的名字从3个字“Ong Hok Ham”合并成一个字“Onghokham”，这也算不上是印尼名字。

抨政府镇压一度坐牢

此外，对于苏哈多政权于1960年代中期血腥镇压印尼共产党与左派人士之举，王福涵深感震惊、愤怒与恶心。他甚至在东爪哇亲睹暴徒公开展示斩首受害者的头颅，而极度震惊与愤怒的王福涵过后公开谴责有关暴行，结果于1966年3月被苏哈多政权监禁。印尼大学讲师和数名军官的奔走抢救下，王福涵在大约半年后获得释放。

然而，王福涵重获自由，回到他在雅加达的租房时发现，所收藏的多本书籍已被军方没收，心中顿感愤愤不平。经一连串打击，王福涵不幸患上忧郁症，经常有幻听的症状，身心几经崩溃。在友人劝告下，王福涵接受为期10个星期的心理治疗。在接受治疗期间，王福涵幸得一群旅居雅加达的澳大利亚朋友陪伴，他们经常跟他见面聊天与用餐。此外，王福涵也继续完成他的毕业论文“荷属印尼崩溃史”（Runtuhnya Hindia Belanda），其中探讨荷属印尼殖民政权在日据后崩溃的原因。印尼Gramedia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其毕业论文。

为了抒解精神压力，王福涵染上酗酒恶习，即使晚年中风后，他仍无法彻底戒除喝酒的习惯。

王福涵于1968年获得奖学金前往美国耶鲁大学修读历史博士课程，其研究主题是“茉莉芬县区：19世纪的官绅与农民”（The Residency of Madiun：Priyayi and Peasa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探讨东爪哇茉莉芬（Madiun）19世纪的农民问题与社会底层生活。虽然王福涵的博士毕业论文迄今不曾出版成书，但不少研究印尼农村历史的学者都把它列为参考对象。

王福涵是同性恋者，研究其生平事迹的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利夫（David Reeve）曾在一篇文章中透露，王福涵青少年时期曾因无法面对自己的性取向而挣扎多年，直到他前往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受当地自由开放的政治与社会风气熏陶后，才逐渐坦然面对和接受自己的性取向 [注2]。他一生中曾谈过4次恋爱，对象均是男性 [注3]。

性格怪癖常羞辱学生

王福涵于1975年完成博士课程，并返印担任母校印尼大学历史系讲师。严格来说，王福涵虽然学问渊博却性格怪癖，并非平易近人的讲师。他的一些教学方式也相当不可取，例如，他经常在晚间喝醉酒，如果隔天早上有课，他会在没备课的情况下带着宿醉进入课堂，然后以点秋香的方式叫学生回答他的提问，如果学生回答不出，将遭他斥责。他也常在上课时因学生无法回答问题，或不满意学生的答案而向他们抛粉笔擦。

此外，曾担任王福涵助教的历史学者莫哈末伊斯干达（Mohammad Iskandar）透露，其一名女同学一次在课堂上，因无法回答王福涵的提问而遭羞辱：“你真蠢，你是哪一间中学毕业的？你的高中文凭肯定是买回来的，对吗？这么蠢！”（Kamu bego..kamu dari SMA [sekolah menengah atas] mana..kamu lulus pasti hasil nyogok ya..kok bego..！）女同学受不了这种羞辱而当场哭泣 [注4]。这种压力并非每个学生都能承受，因此，通常只有对历史学充满兴趣且学习态度认真的学生才敢报读王福涵的课程。

王福涵相当讲究生活品质，回国十多年后于雅加达买了栋房子，雇人装修成深具爪哇和巴厘气息的住宅。此外，王福涵也热爱烹饪，擅长煮印尼餐、中餐和西餐，并经常邀请朋友到他家聚餐。

联署要求苏哈多下台

1980年代末期，年过半百的王福涵认识了一群来自西爪哇唐格朗（Tangerang，也是目前雅加达国际机场的所在地）的华人朋友，跟他们相当投缘。这些朋友都是会讲华语和闽南语的纯华人（Tionghoa totok），他们经常邀请王福涵到口碑好的中餐厅用餐。这群华人朋友的友谊深深感动了王福涵，他也逐渐重新认同自己的华人身份与认识华族文化习俗。虽然当时苏哈多政权仍未倒台，禁止华人公开欢庆华族节日的法令仍生效，但王福涵已开始在农历新年期间与唐格朗的华人朋友互相拜年。

就如前述，王福涵也是公共知识分子，经常在各印尼文媒体发表有关印尼历史、社会与政治的文章。此外，1998年5月14日，也就是军人枪杀4名参与倒苏哈多抗议活动的雅加达帝利沙地大学（Universitas Trisakti）学生的两天后，他与25名社会名流联署一份名为“人民使命理事会”（Majelis Amanat Rakyat）的共同声明，力挺大学生的诉求，并呼吁政府维护公义与推行民主。苏哈多在一个星期后，即5月21日正式下台。

王福涵2001年不幸中风，从此行动不便。虽然医生劝他戒酒，但他始终无法彻底放弃喝酒，最终在2007年猝死，享年74岁。王福涵生前是不可知论者（agnostic），但却选择以天主教、佛教和孔教方式走完人生最后的一段路。他的亲属依其生前的意愿，按照华人习俗在他口中放一颗珍珠，并在火化后把其骨灰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撒入大海，一部分置放于骨灰龛，另一部分置放于寺庙里。

无疑，王福涵有不少缺点，部分言行也不可取，但无可否认，他是出色的学者，也是尽责且敢公开谴责不公不义的知识分子，这股精神实在值得大家学习。

注释：

1. 参考Onghokham（王福涵），“Saya，Sejarah dan G30S 1965”（我、历史及1965年9月30日事件），收录于Onghokham（王福涵），Sukarno，Orang Kiri， Revolusi & G30S 1965（《苏卡诺、左派人士、革命与1965年9月30日事件》）（Jakarta：Komunitas Bambu，2013年），页185。

2. 参考David Reeve，“‘More Indonesian than the Indonesians’：A Chinese-Indonesian Identity”（‘比印尼人更印尼化’：一名华裔印尼人的身份认同），收录于Minako Sakai、Glenn Banks与J. H. Walker编，The Politics of the Periphery in Indonesia： Social and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印尼的外围政治：社会与地理层面》）（Singapore：NUS Press，2009年），页267-268。

3. 参考David Reeve，“Ong Hok Ham，1933-2007”（王福涵，1933-2007），Inside Indonesia（《印尼内情》），第90期，2007年10月-12月，http://www.insideindonesia.org/ong-hok-ham-1933-2007。

4. 参考Mohammad Iskandar，“Onghokham Guruku, Pembimbingku”（王福涵，我的老师，我的导师），收录于David Reeve、JJ Rizal与Wasmi Alhaziri编，Onze Ong: Onghokham dalam Kenangan（《我们的王同志：缅怀王福涵》）（Jakarta：Komunitas Bambu，2007年），页245。

钟武凌，出生于吉打亚罗士打市，霹雳怡保市长大，2014年考获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博士。她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华裔印尼人在后苏哈多时代印尼的民主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