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潮对话】

刚刚结束的净选盟集会5（净5）乃至去年的净选盟集会4（净4）所面对的批评，大概可以归类为两种：温和抗争无效，决策由上而下。

尽管一些评论把两者绑在一起，但两者没有先天或必然关系，因此必须先釐清概念。

两类批评：温和抗争无效，决策由上而下

第一类批评中，最常见的说法大致如此：“净选盟集会无力对政府造成冲击，所提诉求不管是选举改革或者纳吉下台都没有即时成果，因此失败了。而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净选盟的态度保守，拒绝冲撞体制，错失借用民怨施压的良机。”

对净4最强烈的批评就是针对净选盟定时退场的决定，易言之，和平集会应该见机行事变成长期的“占领”抗争。经过红衫军一年多的滋扰，一些论者已经和“占领”模式切割，只剩下一些指指点点的声音：“不准备流血，改革怎会成功？”

“温和集会无效”说所举论据大概有三。第一，净选盟集会的嘉年华会气氛、“标准作业模式”（SOP）证明其保守，没有抗争的决心。第二，净5 人数少于净4，证明群众离心。第三，为了证明不惧冲突的决心，论者强调2007年净选盟集会1（净1）、2011年净选盟集会2（净2）集会的勇武，以反衬今日的保守。

第二类批评则侧重在集会者的自主性和决策过程。刘嘉美的《净选盟集会——非关激进与温和的问题》 与李健聪的《后净选盟时代：在保守与勇武之上》 可为代表，而两者都不约而同以香港的雨伞/占运动中为对照。

刘文从义务纠察队与参与者之间的矛盾，指向精英主导，群众鲜有参与决策的机会。李文则指出，即使是净5之前的全国车队游行，其“过程中缺乏让全民参与的自觉意识”，“遇到红衫军要叫嚣还是集体静坐”这类问题，没有让参与者讨论，“错失实践平等、互信与草根民主的机会”。

两文都反对“激进、温和”与“保守、勇武”的区分，认为将限制反思的多元性。他们列举出替代的决策模式，包括佔中前两年筹备的万人誓言书、商讨日、民间电子公投等七部曲，以及佔领华尔街运动、魁北克学运等。

这两类批评的交集在哪里，与净选盟集会模式的分歧又在哪里？

净选盟模式是追求“零意外”的“封闭性结果”(closed endedness) ，所开放（open-ended）追求的是人数，因为人数越大，政权的压力就越大，但是，集会本身不强求做最后一根稻草，与政权玉石俱焚。主张由下而上的参与者追求的是多元可能的“开放性结果”（open endedness）,这开放性结果未必在达到集会诉求本身，而是以集会为手段建构基层民主、突出与巩固社会的多元。

主张勇武抗争才有效者并不相信多元抗争，才会蔑视温和集会，视嘉年华会为软弱象征。如果坚定地相信冲突才能让政权低头或倒台，进而期待冲突，当然同样是封闭性结果的逻辑，只是完全在净选盟的对立面。如果勇武抗争只是见机而行的策略，那看起来就像追求开放性结果。

净选盟范式：正当性挂帅

为什么净选盟拒绝制造意外来“看看”能不能推倒政权呢？净选盟集会的SOP 本质不只是行动模式（modus operandi），还反映整体所代表的一种政治参与与动员的思维范式（paradigm），其内在逻辑其实很清楚，虽然支持者甚至干部未必都能完整论述，而尝试往各种方向改变这范式的人当然也不曾缺乏。

净选盟长期被国阵和主流传媒指责、影射为在野党工具，领导层中当然也不缺乏相信让国阵倒台是民主化关键的人；但是为什么要到净4 才开始出现“纳吉下台”这样明确的口号，而且还不把它列入净4、净5的五大诉求当中？

净选盟与在野党最大的区别就是净选盟能吸引相当部分反对或疏离国阵，却未必信任和支持在野党的中间选民；反之，在野党（除了2015年分裂后的伊斯兰党）支持者一般上都可以接受净选盟，虽然许多党领袖和党员不满公民社会组织的思维，也很讨厌净选盟对在野党的一些批评。

净选盟最大的资产说穿了就是正当性，让不信任在野党或不愿意和在野党扯上关系的公众愿意在净选盟的旗帜下参与政治。假如净选盟失去这张王牌，净选盟的支持者就会萎缩到与各在野党的支持者总和大致重迭，甚至比后者更小。

正当性的两个支柱

这个正当性有两个支柱。

第一个是其“高度政治性却无党派（highly political but non-partisan）”的议程。这个议程只求改变选举与政治的游戏规则，建立有利多党竞争的“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不能追求谁胜谁败的特定结果。“纳吉下台”这个直截了当的口号对许多反国阵的公众是理所当然，但是净选盟的论述却得不厌其烦地说明：这完全是因为在去年7月纳吉清理体制内的异己后，他不下台就不可能有体制改革。

第二个是其温和、渐进的改革路线，不求翻天覆地的变革。温和的姿态减低马来西亚人被513阴影笼罩接近50年的“怕乱”焦虑，而安美嘉以律师公会前主席之身在2010年接掌净选盟，对许多中产阶级就有品牌保证之功。

其温和路线最明显的体现就在集会。说到底，体制改革，不管是选举进程、选区划分、国会、廉政还是异议权利的改革，都是技术成分偏高的议题，一般人不会有兴趣参与。办活动、发文告、打官司、训练志工，净选盟做了很多，但是，会参与、能看到的公众仍然很有限。净选盟最大的亮点终究还是集会。

集会让许多过去回避、害怕政治的公众，开始讨论政治、登记成为选民、成为监票员、出席政党集会。2008年大选的反风，2013年大选选民踊跃回乡、参与选举集会的风潮，净选盟的贡献无可否认；但是国阵政府会不会因为净选盟集会人数高涨而一一落实其选举改革、体制改革的诉求？当然不会。

净选盟既依赖集会动员公众向国阵施压，又面对国阵不倒台就不可能达到选举、体制改革的限制，那么，它可以努力的重点在哪裡？公众的人数。

净选盟需要更多人出席集会来向国阵展示其动员力量，而国阵则千方百计藉逮捕、封路、殴打、滋事分子威胁暴乱、媒体虚报等动作来减少人数，来证明净选盟不足为患。为什么公众要冒危险和不便来给净选盟人数呢？

大集会的成效意义

诱因有三：正当性、安全、成效。

净选盟集会的正当性当然就在它那范式中，在其合情合理的诉求、在其非暴力却坚韧的形象。净2时有土权、巫青团、马来武术（Silat Lincah）明示暗示要制造暴乱，却有数千华裔冒险（有朋友甚至交待好后事）上街，为什么？因为国阵打压过了头，被压着来打的净选盟反而增加了正当性，激起公众义愤。

净1、净2的人数各有5万（净选盟发布数字，下同），当时上街者大都有遭受催泪弹、水炮、警察殴打、逮捕、提控的准备；净选盟集会3（净3）的参与人数暴增到25万人，集会已经变得安全的印象其实是重要因素。

纳吉在2011年7月镇压净2遭受民意强烈反弹后，放软姿态，先于8月宣布成立国会特选委员会研究选举改革，复于9月马来西亚日前夕宣布推动“政治转型计划” 。这些动作，加上大选已近，让公众相信警方已经不会镇压，所以在下午3点“围栏被冲倒”之前，净3和净4、净5一样都是嘉年华会的气氛。参与者相信集会安全，因为净选盟的姿态很清楚：定时退场，绝对没有占领市中心瘫痪行政来逼政府妥协的盘算。

集会成效对参与者有多重要呢？很重要，但是，在净1、净2、净3，大多数参与者期待的效应该是鼓舞更多选民在大选中用投票推倒国阵，而不是纳吉会因而俯顺民意落实选举改革。为什么从净4开始会出现集会可以逼使政府低头的“期待”呢？第一是纳吉的一马公司丑闻越滚越大，集会人数如果够大，民意促使巫统诸侯放弃纳吉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第二是2013年大选后，许多选民对通过选举换政府已经失去信心，因而把期待投射在净4上；幸好这种期待在净5已经明显降低。

集会不能变成民主试验？

净选盟集会是否因为受淨选盟范式的本质局限，而无法变成刘嘉美和李健聪所期待的民主试验场域呢？刘文问：净选盟对安全的评估“也可能低估了群众可承受风险的能力，需知道只要是出席集会，便面对一定程度的风险和未知。有没有可能已有一些团体或参与的个人，愿意和有能力踏前一步，碰击既有的规则？”

诚然，主张勇武抗争的除了大量等待别人冲线的“网上柴玲”，还有不少是准备站在第一线的“谭嗣同”。有集会参与者愿意“踏前一步，碰击既有的规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净选盟本身一样不遵照警方所有要求，只是不求正面冲突。净1误导警方防守独立广场却会师国家皇宫，净5同样瞒天过海把各路群众带往KLCC会师，让警方措手不及。

问题是：“碰击”的力道多大？目的是什么？是要展示““当不公成为法令，反抗就是责任’ （when injustice becomes law, resistance is duty）的勇武抗争精神吗？”

这种诘问其实并不新鲜。净3围栏事件后，净选盟与冲决围栏者划清界限，大部分舆论也批评冲决者，当时李健聪就独排众议，要求公众反思：

“人民真正的考验，是在‘官方428’宣布结束，当围栏被群众打开的时候。这个动作，是刺激民众思考运动的局限，以及对方的底线的真正试炼。当时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是要故作理性吗？你是要遵守法律吗？你是要谴责打开围栏的人，埋怨他们让好好的，可以唱国歌喊‘Hidup Bersih’的群众派对变成地痞横行揪人蛮打的地狱吗？我们预设的叩问是：如果警方当天没有施加暴力，只是逮捕进入独立广场的‘激进者’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袖手旁观，然后一些还在心里低声说‘活该’？”

关键问题恰恰是：因为个别行动者的风险不是由他们单独承担，不止其他群众会受影响，甚至可能成为警方全面镇压异议、一些团伙制造暴乱的口实，以致整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放缓甚至倒退；这些“碰击”的代价会不会太大了？净选盟道义上应该允许这样的试验吗？

假如净5当天11点时有人冲决围栏，下午3点会师双峰塔的场面还有可能吗？大多数群众希望净4、净5式的和平解散，还是净3时的混乱？

和平集会还有一个少人注意的影响。由于净4的和平举行，警方其实对净选盟的维安工作有信心，反而担心会出乱子的是红衣团伙。这一次，许多警察与市政府人员都私下肯定净选盟的维安与后勤工作。

有人或许会问：警方逮捕了玛利亚陈，为什么净选盟还要那么理性、在乎与警方、公务员建立互信？答案其实很简单：这个国家要顺利过渡到多党民主，难道可以不用争取警察、军队、公务员这些体制内的力量吗？我们为什么不能一面强力批判警察、政府高层，一面用合情合理、不亢不卑的态度争取基层警员、公务员的理解和支持呢？

 

黄进发是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比较民主化博士，曾任私立大学讲师，目前是槟城研究院全职研究员。

 

点击：再思净选盟集会（下）：后净选盟集会情境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