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潮对话】

净选盟集会后，有的认为净选盟之气势依然站稳脚步，有的则认为集会“精气散涣”，停滞不前。运动内部的矛盾，也通过“勇武派”与“保守派”的标签以及其论战凸显出来。其实，除了显示群众与运动组织者对于运动风险不同的评估，如何处理双方权力不对等、参与资讯是否透明、参与者如何参与决策等问题，显得更为重要。

运动组织者、打压单位与参与群众的互动博弈，往往充满张力。有时运动组织者显得落后于群众，有时却是群众谨防警方采取暴力，结果却没事发生，而就在松一口气时，运动组织者旋即被捕。运动是否勇武或保守，在于当局如何与何时使用暴力，必须置入脉络深入探讨，否则仅沦为形而上的空洞喊话，对于反思运动的局限，其实没有多大的开创与助益。

民主手段达成目标

社会运动是有意识且有计划重建社会秩序的集体行为。净选盟的诉求虽然多元，从选制改革、干净政府到沙砂赋权，但是其基本要义，应是建立民主公正的政府，不然净选盟大可坚守选制改革岗位，无需要求贪腐丑闻缠身的纳吉下台。

民主的目标必须诉诸民主的手段来达成，因此社运的决策与参与过程是否民主，与其主张同样重要。香港史上最大型的公民抗命运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和平占中）便耗时超过两年来累积足够的社会能量。虽然最终的占领方式与当初构想有差异，而群众甚至未曾占据中环一带，但其准备过程确实值得马来西亚借镜。

占中公民抗命形式

和平占中发起人之一，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早于2013年1月通过投稿《信报》，在其《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一文中，鼓励民间领袖与人民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形式表达香港人自决的权利。随后，戴耀庭持续出席多场研讨会与交流活动，并在收集各方意见后不断修改和平占中的操作模式，从四部曲、五部曲及七步曲，包括万人签誓言书、商讨日、民间电子公投等。

戴耀廷与另两名发起人——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与牧师朱耀明，在2013年3月27日发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信念书，明确表明这个运动是要争取2017年普选特区行政长官，并肯定民主、公民参与与非暴力价值的重要：

“这个运动的成败取决于公民的觉醒……为要唤起公民的反思和参与，我们必须进行对话，商议，公民授权和不合作运动等。我们会像传道者般，积极与不同群体进行对话，把民主普选，公平公义这些普世价值传扬给 香港人，并希望他们愿意为了在香港的制度和社会落实这些价值而付出代价。”

占中三子的确坐言起行，从成立活动秘书处到商讨日，无不充满对话、商议、授权的元素。商讨日活动设计采用美国耶鲁大学艾卡曼（Bruce Ackerman）与史丹福大学费思坚（James Fishkin）提出的慎思日（Deliberation Day）模式，第一次商讨日便吸引700人参加，并归纳要加强论述，变成全民运动等要点，为渗透社区做好准备。

第二和第三次商讨日系列则更加多元，计有为专业界、障碍人士、妇女、职工盟，教育界、不同宗教党派等的不同场次，务必促进更多元的建议与交流，唤起公民的反思，凝聚社会共识。

和平占中也推出全民公投，以电子投票与实体站投票（共有15个投票站，包括长洲离岛）的方式，收集市民对于特首选举的意见。全民公投吸引超过79万人参与投票，以选出普选方案。随后，也有个别团体举办预演占中和公民抗命演习等，模拟水炮车与警方清场状况。

姑且不论占中的目的是否达到，唤醒公民的手段本身即为目的，非暴力斗争已经永远并深刻改变许多港人对于民主的态度。

缺乏参与自觉意识

回到我国，净选盟自开始推动车队穿越各大小城镇之后，数以万计的传单固然成功派发，但我以参与者与区域组织者的身份观察，发现过程中缺乏让全民参与的自觉意识。譬如在车队抵达某个市镇时，就没有举办诸如市民商讨日般集思广益之活动设计，从号召大家一起从讨论车队路线、传单内容、停站活动，到商议斗争方式、深化诉求议案甚至形成集会前后的工作队伍。

深化民主的运动反而有空间让参与者去反思我国的封建思维、僵化教条与族群偏见。这不仅让参与者不再局限在同一个圈子，同时更不会错失实践平等、互信与草根民主的机会。

遇到红衫军要叫嚣还是集体静坐？到纳吉选区北根派发传单却适逢苏丹诞辰，怎么办？原住民要求进入村落义诊但却不可挂上净选盟旗帜，可否接受？净选盟各地车队的开销是否会透明处理？以上的问题都不会有非黑即白的答案，而仰赖广大公民的参与讨论。

后净选盟是告别家长式领导，注重民主实践的时代；后净选盟，同样也应是个超越非黑即白，在勇武与保守之上的时代。后净选盟，也是个积极打造公民赋权、平等对话，紧抓非暴力精神的时代。

李健聪，马来西亚科技与工艺大学交通物流硕士，现为士满慕区州议员，长居关丹，也是人民公正党环境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