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变幻时】

土著团结党的马哈迪和慕尤丁双雄，近期对中国资金涌入马来西亚的现象，从主权、就业和国安层面提出质疑，并与柔佛州苏丹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交锋。马哈迪在这一轮交手中，底气十足，毫不示弱，甚至算是小胜一局。不过，对中资或中国因素的争议显然不会在短期内止步于此，必将在未来继续发酵，因为背后实有内外两重根源。

第一重是外因，是来自中国崛起之后，对周边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与影响，这就反过来牵动到周边国家如何回应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复杂冲击。第二重原因则来自国内政治，巫统党国体制内的政经精英和军方系统，虽然不反对与中国加强经贸互动，但在军事与安全事务上对中国有所提防，体制内精英对中国态度是存有分歧的。

中国崛起冲击周边国

马哈迪和慕尤丁在巫统/马来人政治分裂的背景下，高调地触及中国资金的问题，既有政治议程，也有结构性起因。巫统党国体制上下皆知，纳吉引进中资并求助中国是为本身解困，在野党肯定在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立场上紧咬不放，对中资在战略性项目的大举入侵而有所质疑。不过，唯有在认清以上两个脉络后，才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中国因素在当下及未来，对我国政经面向的冲击，不会随纳吉个人的去留而消失。

中国的崛起对当前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都带来重大重组，不只改变了大国关系，对中国周边的国家更造成全面和直接的影响。这不只在经贸、政治、军事等传统议题上改变地缘政治生态，在其他非传统的关系上，如文化、语言、传媒、教育、移民、婚姻、流行文化、产业交易、华团生态等层面，也引发诸多连琐效应。如何回应中国崛起，将是东亚国家在21世纪首五十年共同遭遇的议题。

在中国崛起已成为国际政治上不可扭转的事实后，许多“中国因素”逐渐浮现，有些意义也许是正面的，如经贸互动与市场规模，但也可能形成负面干扰，如争夺天然资源和移民生态。有些国家因看好中国前景，而改善和调整对华关系，如泰国和马来西亚，但在某些地区，中国因素捲入内部政治分歧，反而激化对北京的负面情绪，如越南和台湾。

近年中国意欲提升软实力，但外交和智库专家一般的观察，认为这类软实力的工作在西方收效不大，做法也不见得有效。在东南亚，中国软实力的情况则有甚大差异，越南和菲律宾民众对中国的观感普遍不高，但我国的民调曾显示，华人固然对中国观感极为正面，意外的是，马来人与土著尽管不理解中国，也对中国持正面观感。马来社会认为在反美反西方和中东问题上，马中官方经常有共同姿态，马来人也因而认同政府的对华政策。如今，以马来人为主的反对党挑起中资议题后，中国因素在大马就产生新的张力。

中资模式或引来反挫

大马民众对中国的观感是否会维持长期正面，至少对非华人而言是存疑的。我相信大马民众对中国的观感并非固定不变，这更多是取决于未来在更复杂和多重的互动交往后，中国政府与中资机构在海外的行为，是否可以在观念和价值上，取得马来西亚社会的信任和认同。

马哈迪对中资的意见并不罕见，但由他来发动就拉高了问题的格局。中资在发达国家的投资行为，已引起各国警觉，包括对国安和高科技转移的关注；在发展中国家，中资也在南美洲、南欧、非洲和东南亚等地产生社会争议。

目前投资大马的中资企业，骨子里大部份都是国企背景，这些国家队纷纷在我国取得项目，并更多地参与此间商业和经济活动后，就陆续在竞标合约、议价模式、政商关系、环保标准、劳资僱用甚至工业安全等层面，开始出现有别于国际规范的投资行为。

大马社会最在意的是，中资利用投资项目协助纳吉解决财务丑闻。目前的争议就说明，中资因习惯了自己在国内的那一套中国模式，以为搞定巫统少数高层，或一些王室成员，在投资项目上就可以通行无阻，却忽略马来西亚社会还有一定的善良公义价值，以及利益多元性，漠视或侵害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就会引来反挫。

而在政治与主权问题上，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例如中方向我国施压不许香港社运青年黄之锋入境，或对华团某些不符中方立场的活动表示不快，虽然暂未掀起恶评，但如果发生类似泰国允许中方人员，在泰境内绑架香港书商桂民海的事件，恐怕对本国的司法管辖权就有极大反响。当中资的渗透力深入我国政经各领域，他们在外交和政治事务的关键时刻可能就有更大的施压力度。

马来精英或心存保留

马哈迪斗争意志坚定，又有极强的论述能力，他以中资的议题出击，背后不是只有政党利害考量，实情也是反映体制精英的某种疑虑，特别是马来精英传统上对中国还是心存保留，或至少是观望。

中资课题造成砲弹四散的效果，并非始料不及，因为它不单牵动到纳吉的贱卖国产、体制的精英分歧，也波及王室的政经利益、国家的战略安全、企业的生存竞争，以及华巫的族群情绪。因此，在即将到来的2017/2018大选，中国因素将会继1974年大选后，再次成为有冲击力的议题，但这次不再限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层次，而是直接介入本土的政经利益。

如果我们只从官方论述和华团言论来判断马中关系，表面上两国关系近年飞跃发展，由纳吉全力主导，虽然这也是事实的一部份，但并不意味着政府体制内部没有分歧与杂音。事实上，巫统的政经精英和军方系统，虽然不反对与中国加强经贸互动，但他们大部份有亲近英美的渊源。

体制内的资深成员大都经历冷战遗绪，在高层精英的传统思维里，在军事与安全事务上仍对中国有所提防，甚至认为马中关系的发展势头过快。这股力量其实不容忽视，在年前中国驻马大使走访茨厂街的事件中，已看到内部两派的分歧与角力。马哈迪和慕尤丁对中资的非议，在体制内精英群体中是会引起共鸣的。

中资勿忽略在地因素

即使从外来直接投资(FDI)层面而言，早期英美和台日外资，与目前中资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将他们生产成本高涨的劳力密集工业，如制造业和电子装配业，转移到具有廉价劳动力、土地、财税优惠的发展中国家生产，是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产业分工。这些外资固然取得利润，而本地业者也透过代工生产，分享到就业、技术和管理经验。

可是，近年中资在全球范围内出击，甚少投资在创造就业的制造业，反而是以收购能源、矿业和战略性资源的面貌出现，中国虽然协助一些亚非拉国家进行基础建设，但同时也投入填海造地的大型房地产圈地行为，如在柔佛森林城市这种骇人听闻的外资项目，其高调和无视当地社会利益的举措，当然会引发政治上的质疑和回响。

有国家队背景的中资，在伴随政府力量四出投资时，必需理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后的观感，以及当地政经生态。马来西亚体制内精英基于地缘政治因素，大部份仍有冷战留下的思维，对中国事务维持谨慎与节制。

中国不要予人一种错觉，让大马政经精英误认中方支持丑闻缠身的纳吉，这绝不符中资在马发展的长期利益。中国官方和驻外使馆也不能热衷在饮宴中只与华团上层和马华公会接触，而缺乏对在地的朝野和智库等体制精英的全面交往，否则只会因误导而造成误判。中国学界的东南亚研究跟不上形势，也是中资经常遭遇研判失误的原因，中国资金走向世界不足三十年，还有大量补课需要追赶。

 

潘永强，政治评论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