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及之处】

在日本的地铁车厢内，还蛮常遇见一些乘客在阅读被书套包裹的口袋书。虽然有的书店提供有着自己风格设计的书套，但许多仍是素色无字无图的，让人无从联想。有时我竟禁不住逐渐把头倾向对方，想一窥书的内容，这在日本是被视为侵犯隐私的不礼貌举止。当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怪毛病又犯时，都会立即向对方露出歉疚的笑容，但脑里还是继续推演着一个什么样打扮的人物会阅读什么样类型的书籍。

不过，日本人这种极普遍的书套，总让我想起父亲书柜里那些已被“改头换面”的书籍。已无光泽的黄鸡皮纸里住的是泛黄的内页，旧式直排的中文繁体字，但是没有书名、没有出版资料，更别说是目录及前言了。父亲自製的书套，竟成了书皮，黏合得非常完美。

父亲的日记

我曾找到一本不是无字的封面，右上角写着斗大的毛笔字“日记”。我大喜，那种窥探如冒险的天性，完全控制了全身细胞。轻轻翻开内里，第一页的页数是“3”，标题是“霍尔和卡里纳奇”。这本《日记》共有538页，里头是满满的油印字粒。

年幼时的我，对于这样的戏法是极迷惑又好奇的，但那个时代成人从没有时间回答问题，而且一般上露出不耐烦的眼神就足以让小孩住嘴走开。而且那是个没有网路“谷歌大神”的时代，要不然“霍尔和卡里纳奇”就成了无所遁形的关键字。多年以后，当我终能回过神来明白这就是一“违禁品”时，世界已朝向那始料未及的方向流去。

父亲的《日记》其实就是《猎人日记》，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作者借一个猎人的视角，直击19世纪俄罗斯最底层人民的贫苦生活，揭露了当时农奴制的残酷。当然，这位作者也因此锒铛入狱，进而被软禁被放逐。

无名的书，就是无名的恐惧？!从无名的书至另取如暗号般的书名，我发现，我其实并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上世纪60年代初，一名喜欢阅读的年轻小伙子是在怎样禁忌的氛围下如此战战兢兢？在伪装的封面下，父亲有让这本书在朋友间流通吗？还是紧张兮兮地独个儿躲在房里阅读？那他又是到哪里去买这本书呢？在他继续阅读每一本禁书时，他是否认为这就是一种反抗行为/动的延续？

英国人已远去，那是个呐喊着独立的振奋年代，可是殖民者恶法始终没有离开，某些叙事仍遭到禁止，某些书籍仍遭到查禁。

我猜想，父亲在制作他的书套时，应该还没读过来自殖民者的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在1948年创作的小说《一九八四》。因为在《一九八四》中的现实是，写日记要是被发现的话，理论上肯定是会被判死刑的，或者至少也要在劳改营里待上25年。

需被淨化的儿童读物？

过去存在于何处？过去就存在于现在，你我他之间。

十九世纪创作的《猎人日记》在廿十世纪被禁，在廿世纪创作的《一九八四》，在廿一世纪仍是某些掌权人眼中的毒蛇猛兽。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相信“进步”这一回事。

上个月有机缘到北海道札幌市一学生人数不超过千人的市立小学，匆匆行程中我提出要求到图书馆参观。这校内图书馆的面积是一般小学教室的两倍，普普通通的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只是让我见识到日本小学图书馆如何大量利用漫画和绘画小说（Graphic Novels），作为鼓励青少年阅读的策略。

日本市立小学图书馆，张敏华摄。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小型书架被开辟成好书推荐的专柜，每月份由一名学校老师推荐一本书，而该月份的老师推荐书竟是一本食谱。

这本食谱里的食物都是源自虚构的儿童读物，配合着儿童喜爱的色彩插图，清楚仔细列出材料及作法（步骤），读者甚至可动手烤出艾诺·洛贝尔（Arnold Lobel ）所着《青蛙和蟾蜍-好伙伴》中考验意志力的饼乾。出现在图里字间的美食，一道又一道贯穿于儿童的想像及现实间。而老师则把所有该本食谱里所含括的其他书籍同时摆在书柜里，扩展了阅读兴趣的范围。连我都十分好奇《哈利波特》及《魔女宅急便》中到底有哪项食物成了简单的儿童食谱。

我向同行的日本朋友表示非常欣赏这样的作法，也谈到儿时漫画书总是轻易被划入不良读物中。来自广岛的她，却突然向我提起同样来自广岛的已故漫画家中泽启治的作品《赤脚阿元》，近年来在日本中小学引发是否会有不良影响而需从图书馆下架/闭架的争论。

1973年出版的《赤脚阿元》是作者按自己小学二年级时在广岛原爆中失去家人的经历改编，故事描绘原爆后人间炼狱的惨况，以及二战期间日军在亚洲国家烧杀掳掠等情节，不但控诉原子弹带来的伤害还批判日本的军国主义，是反战漫画的经典作品之一。朋友表示，对于不少家长有这样的“淨化”意愿而感到忧心。

我回应她一个关于日本打怪兽英雄在马来西亚将从此被禁止入境的故事。我发现很难向她解释，伴我童年岁月的“奥特曼”来到马来西亚一直有入乡随俗地说马来话，但近年来却被发现将自己形容为“神一样的存在，受人尊重”，冒犯了回教社群而被视为需“淨化”的动漫。

我和这位日本朋友谈论的到底是同一种范畴吗？是政治、是文化，还是道德上的危险性？或许相异中还有相同。

身为父母、身为领袖、身为有识者、身为谋略者……或许总是觉得自己该救救我们的“孩子”，因此以恐惧来杜绝被定位为“不当/有害/不良”的书籍。但恐惧的心，早己失去清澈的眼睛。

书籍最巨大的庇护所――图书馆，因此一直是狂人和智者在此征战，试图主导书对我们的意义的战场。如果有一天战火把战场烧成废墟焦土，世界又会朝向哪一个方向流去？

艺术家以空及无声表达

焚书，其实一直追随人类的历史。

从古代至近代，从火烧亚历山大城图书馆至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西班牙征服者放火烧掉马雅古籍至被纳粹判处火刑的书，每个时代总有人想控制住任何形式的人类知识，也总是有人追随。

“哪里有人在烧书，哪里最后就烧人。”

这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德国诗人海涅的警言，刻在一青铜匾上，嵌在一广场上的小方石块之间。这位于柏林市中心歌剧院之前的贝柏尔广场（Bebelplatz），另一头则是面向着柏林最古老的大学洪堡大学。在这空旷的广场上好不容易找到地面上那小小的青铜匾，依直线望去，不远处地上就舖着一面积不大的方形压克力玻璃。

贝柏尔广场上的“图书馆”，张敏华摄。

1933年5月10日夜晚，德国国家社会党（亦即纳粹党）获得绝对政权后三个月，在贝柏尔广场上将数以万计的书焚毁。根据新闻资料，支持纳粹的学生团体先清查自己的藏书和学校的图书馆，当天整个下午闯进无数公共和私人图书馆，把戈培尔（德意志帝国的文化部长）所判定不适合纳粹德国的书，全都扔到街上去准备烧毁。替震惊的世界准备好了一则焚书碑文的海涅，也名列这份清单上。

1995年，以色列艺术家米夏·乌尔曼（Micha Ullman）将1933年5月10日的焚书地点的地下掏空，创作了一地下“图书馆”。当人们从广场上的透明玻璃往下看时，会发现地底下封闭的空间中摆放着白色的空书架，据说书架的容量恰好为当年被焚书籍的数量。这是一间无书的图书馆。艺术家表示，这件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两个素材是“空”及“无声”。

柏林历史博物馆展示纳粹焚书的历史照片及所焚书籍，张敏华摄。

我曾经带着我的一对眼一双腿，以及一颗心来到这个城市，试图寻找那看不见的围牆，也试图更贴近那无法抵达的图书馆。

相对于这个城市许多对于犹太受难者的追思纪念碑，这件在广场上难以被发现的艺术作品更让我沉思良久，或许是其把海涅带有高度哲思性的一句话，以史实以创造相揉成一个我当下可以以全身感官来感受的不朽道理。

柏林明信，张敏华摄。

抬起头来望向那产生过29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洪堡大学，四周彷彿回荡着刺耳的嘲笑声。在这间产生无数知名思想家、科学家及政治家的知识殿堂前焚书的那一夜，身后的歌剧院是否响起音乐声？

让在你其中萌发生长的作家及艺术家，因为深切体会到无名的恐惧而让灵魂日渐萎顿凋零的土地，是恶土吗？

我知道，只有空及无声的土地，肯定是恶土!

后记

1935年，德国图书馆员提出“书――精神之剑”当做年度读书节的标语。

1936年读书节的海报引用了希特勒的话:“除了建筑，还有偶尔去看歌剧，书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大量阅读，学习重要的概念。几年内累积的知识基础，至今依然受用无穷。”

朋友善意提醒我4月23日是“世界阅读日”。不过，我对现在层出不穷的“节”及“日”所衍生出来的种种消费行为倒是越来越感冒了。我真正在意的是：透过阅读而产生的思想叩问过程，本身是否能成为度量黑暗的一种行动？

张敏华，毕业于台湾大学社会系且不断跨界的文字工作者，曾任职专题记者、助理编辑、社区公共（空间）艺术专案筹划人员；以文史出发，参与多项社区艺术计划以及视觉、表演艺术创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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