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上述题目颇为耸人耳目，然而，若把陈映真置于第三世界文学的讨论脉络，毋庸讳言，他对马华文学的观察和建言的确凸显了他的重要位置。陈映真不但关心第三世界文学，对第三世界华文文学尤为关注。

就笔者所知，他曾两次公开造访马来西亚，一次在1995年4、5月间，第二次于2003年12月杪出席星洲日报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受奖仪式。若包括他和“在台马华文学”以及其他马华学子的接触，则不限于两次。

跟其他台湾文化界人士如南方朔、詹宏志、蒋勳、刘墉、龙应台等比较，陈映真和马华文学文化界的关系不同之处，可说在于他对马华文学场域介入之程度。

对马华文学提出建言

目前有关陈映真与马华文学的文献含演讲纪录两篇和文学奖评语三篇，以及一篇得奖感言。两种性质的文献分别代表两个人生阶段及不同身分背景——从解严前后的演讲者和评论者身分，到2005年作为受奖人，从中揭示了他对马华文学渐进的认识过程。玆按年分把有关文献胪列如下：

1、〈第三届旅台大马现代文学奖之小说组总评〉（1985）
2、〈四十年来台湾文艺思潮演变初探：在马华青年会中的讲话〉（1985）
3、〈第三届旅台大马现代文学奖评审讲评〉（1985）
4、〈敬意与祝愿——序南洋文艺1995小说年选〉（1996）
5、〈我对马华文学的观感〉（1999）
6、〈第二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2005）。

以上六份资料，一方面揭示陈映真对马华文学的观察与建言，同时也借此提出他对汉语圈文化共同体的愿望。这与他的中华民族文学的理念是颇一致的。

国家认同超越族群认同

陈映真与马华文学的首次接触并不好断定。若以他于1985年为第三届旅台大马现代文学奖担任小说组评审为起点，时间上应该不会相距太远。

同年，陈映真和几位年轻朋友筹划创办了《人间》杂志，同时积极参与解严前后一波接一波的社会运动。他对社会的关怀，从之前的笔墨春秋到实际参与，诚为一大转变，这也说明何以他对马华文学表示关心。在〈评审讲评〉中，陈映真对马华学子提出了他的建言：

也许，在台湾你们常常听到这类言论，说你们是中华儿女应该要发扬中华文化；我想：这对你们不一定是好的，对整个大马人民来说也不一定是公平的。本来，你们今天在这里受教育，对中国文化感到兴趣且引以为荣，这是非常自然之事，同时也是你个人的权利，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若你们想永远留在马来西亚生活及繁衍子孙，且教育下一代，则需对马来西亚的文化要有所认同，且承认自己是马来西亚人，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而不是炎黄子孙。（载《三宝山的遐思：第三届旅台大马现代文学奖作品专辑，1984-1985》）

显然，在陈映真眼中，当国家和民族摆在同一个平台上，国家认同超越族群身分认同，或说国家认同可以决定族群身分的认同。准确说，在文化身分上，华人认同需包含多元民族文化元素的马来西亚文化；政治身分上，则需承认自己是马来西亚人。这是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民族国家理念。

这反映出陈映真对海外（相对于中国、台港澳）华人的基本观点，与他的两岸关系立场颇为契合，也是中国官方自1955年万隆会议以后的立场。从长远来看，选择落地生根，就必须有明确的国籍身分和文化身分，而华人文化必须与当地文化融合；作为马华作家，“应该发展出属于你们独特的大马文学——汉语文学”。

不同于民间文学形式

以国家意识为大前提，陈映真进一步提出大马华人参与建国应有的省思：

处于大马这种多元文化的国度里，你们的文学往何处去呢？……应该深思探讨你们的创作是否真正深刻反映大马人民的心声和问题？另一方面，你们也必须勇于面对你们祖先在大马有心或无意所造成的各种错误，并且把这些错误视为一种借镜和警惕，同时也作为整个大马新兴民族在国家发展上的共同经验。唯有对大马的华人历史提出严肃、独立的自我批判方能使那边的华侨从这种恶性循环的命运中摆脱出来；才能真正和这新兴的民族国家合而为一。（同前）

过去数十年，一般人都倾向于把台湾文学视为马华文学的补给源头，就这一点，陈映真提出了“文学自决”的道路：

马华文学…对台湾文学的过度的倾向，受到台湾的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过多的影响而阻碍了自我的发展。事实上，你们应该向台湾深入介绍马来西亚华文和巫文文学，让台湾的文学界理解作为第三世界文学之一环的马来西亚文学，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也相互丰富，而不是一面倒的介绍和模彷台湾文学。台湾文学有它的成就面，但也有它的缺点。例如肤浅和恶质的西化；例如对世界趋势的缺乏理解；例如对新旧殖民主义和殖民文化的缺乏批判，等等。建设大马自主的华语文学，其实和认同大马联邦，认同大马人民，认同整个亚洲特性的历史和命运是不可分的。（同前）

由此可知，陈映真的民族观是建立在国家主义（state-nationalism）之上，是一种国族身分的向往与追求。这与当前处于民间文学形式的马华文学身分显然有一段差距。

第三世界文学的思考

陈映真对马华文学的评议与他对第三世界文学的思考与认识有关的。1983年，他第一次获当局批准出境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工坊”。他从南非和菲律宾作家的自白中开始对第三世界作家的处境有更深层的了解。

在另一篇谈第三世界文学的文章中，他交待了掌握第三世界的方法：“第三世界特殊的历史、经济、文化和政治的情况，根本不需要什麽‘意识形态定位的标签’，只凴活生生的历史的、经验的事实，就可以把握得清清楚楚的。”（同前）

2003年，陈映真出席星洲日报第二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受奖仪式，获奖感言虽简短，但他进一步提出“以汉字为主要语文的文化共同体”以及“开设一个开放性的、敏于吸收，丰富和发展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公共领域”，却和他一贯倡导的民族文学理念相当一致。

反衬新世代思考盲点

陈映真去世以后，有学者直言不讳：陈映真对马华文学没什么影响，原因是马华作家把陈映真当台湾作家，而台湾=民国=蒋帮，因而不削一顾。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那是上一代左派作家的刻板乃至错误的印象。

然而，为什么陈映真对上世纪90年代出道的马华新世代作者竟也毫无影响？是陈映真的思想过于深邃？抑或陈的左翼现代主义不合胃口？我以为两者兼有，综合论之，是陈映真的国家主义观，如融入在地、国家认同、文学主体性的思考、反思与批判大马华人史，对新世代离散马华作家最为刺耳。

其次，马华青年作家相信文学创作是纯粹的审美活动，与思想不必然产生联系。姑且不谈陈映真对两岸的思考，即便对亚洲民族、国家意识、文学主体性、资本主义等议题，他都有思考，惟这些恰恰是马华新世代作者在认识上的盲点。

民族文学史的特质

方修是马华文学史奠基人，被誉为马华文学史研究第一人。他的文学史著、两套大系，以及几部史论可说是一部马华民族志，读完大系和《马华新文学史稿》，基本上已经足以掌握战前华人的心灵真实。

简单说，阅读大系和几部史论，就是阅读华人先辈扎根斯土的心路历程。整体进程，可以“地方作家谈”、“马华文艺独特性”等议题为注脚。方修的文学史体现了民族文学的三大本质，即集体性、内延性和外延性。

翻开《马华新文学史稿》，不难发现他着重建构集体意识，而非个别作者的经典化操作，这符合德勒兹与瓜塔里的小文学（minor literature）之所指。易言之，一部大系就是一部集合众多作者的书写史（而非作者史或经典史）。它结合了各种文学运动——新兴文学运动（1927至1931年）、南洋新兴戏剧运动（1931至1933年）、大众语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1934年杪至1935年初）、反黄运动（1953至1956年）。

从三O年代抗战文学充斥的家国忧患，到战后初期对殖民主义回潮的反殖反黄的忧虑，这些在方修的文学史叙事中都有迹可循。至建国后，因族群政治的抬头，忧患意识更进一层，终演变成危机意识。因此，书写被赋予更重大的意义，而书写本身终演变为彻底的政治姿态与集体意识。这是民族文学史/小文学史内延性的具体特质。

未能弃民族文学属性

现代民族的关键是国民意识的兴起，而作为一个新兴民族的新马华人自然也不例外。方修建构的马华民族文学史包含的正是华人逐渐向一个新国民身份过渡的文学史叙事，把它称作前国民意识（pre-national conscious）亦无不妥。

然而，方修建构的是国境内的民族文学史，而非国别的民族文学。国别的民族文学强调某种单一语言坐大和霸权地位，一如马来西亚当下的情况。因此他预留了其他民族文学的位置，只是能力有所不逮，因此这个空间有待后人开拓、填补。

际此后方修时代，论者往往据此认为马华文学既然很早就是离散文学，它拒绝被国家收编，因此是非国家的，即“非民族-国家文学”。这种论述恰恰和方修的论述相反。笔者以为，在目前阶段，马华文学未到弃绝民族文学属性的阶段，因为：

1、它仍然重视身分认同。它一方面加强对民族身分的认同，另一方面它也尝试维持着它与国家的关係。
2、客观的压迫——国内的、国外的——仍然没有消除。如：中心——边缘二元对立思维的坐大，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等。
3、它对本土的认同愈来愈强烈。

民族文学以历史为底蕴

比之方修，陈映真的民族思想主轴是对民族苦难的思考与悲悯，是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两岸造成的分裂，它从〈将军族〉开始，以〈归乡〉告一个段落，基本上是政治的民族主义；方修的民族主义却是对批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华人身分的蚕食和侵害，是属于文化的民族主义。

在南洋，统独问题由中国情结和去中国化的拉扯取代，战后初期的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代表的正是去中国化的意识操作。民族文学以历史为底蕴，是陈映真和方修的共同思想基础，因此，陈映真对马华文学史精准的掌握即不言而喻了。

方修把陈映真谈马华文学史的访谈辑入其编著之《新马文学史丛谈》，或许是居于理论支援的需要。方修先生在〈编辑者言〉不无坦白地说：“陈映真先生的讲话，谈到早期马华文学史的一些段落。虽然说是根据我的作品来推演。实则大都是陈先生的独到之见，我的研究没有他那麽深入。”

可惜的是，台湾文学在马华场域的流通在进入90年代以后完全因袭台湾现代主义思潮（或说被垄断），故马华作家对陈映真存有偏见并不奇怪，交流与借鑑始终无法开展。这究竟是大马华人主观上的局限，还是客观历史现实的选择？

（注：本文部分材料取自作者同名论文，该论文收录于《陈映真：思想与文学（上）》）

编按：陈映真在2016年11月22日病逝于北京。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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