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书我想】

学术自由、大学自主，乃求知者向往、滋养学问之沃土。大学（拉丁文Universitas）乃为知识的全、整之意，是以大学常将自由、自主刻印在创始碑文之上，作为知识分子探索浩瀚知识的重要精神。

其实，马来西亚国立大学亦不外如此，然而过多的束缚钳制已将国立大学从知识海洋中抽离，沦为一座座巨型加工厂，附庸于国家发展宏图之下。

法令钳制学术自由

曾几何时，我国国立大学仍是有灵魂、有理想的知识殿堂，却因政治需求而以恶法强行干预，将之驯化成了无生气、缺乏理想的跟随者。回望独立前后的马来亚大学，孕育出许许多多知名学者。

那时的大学生如实扮演社会良知之角色，身体力行将知识与社会串联。然而，大专生与知识分子的反抗声越大、组织能力越强，执政者则越感害怕、不安，担心影响权力，动摇既得利益。因而借以1969年五一三事件的白色恐怖，于1971年仓促通过《大专法令》。

《大专法令》原初乃为创办新国立大学的基本框架，执政者却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依据其政治需求在条文中肆意加入各种限制，并且将政治干预大学事务合法、合理化。自此，我国大学与社会之间逐步堆砌起一道无形高墙，大学即失去其公共性与社会关怀。

此外，《大专法令》如紧箍咒般钳制学术自由，问学者无需追求学术精进，而需谨守政治正确即可。此刻，我国大学生虽有“量”的跃进，然而在“质”层面却乏善可陈，实为可悲。

改革多半胎死腹中

迈入21世纪，众人对教育已不满足于量的成长，对于教育素质要求也更高，高等教育亦是如此。面对长期表现低弱的国立大学，我国政府并非毫无举动，但往往碍于政治现实而胎死腹中。

2005年由时任高教部秘书长主导的特委会提呈《旺查希高教报告》（Wan Zahid Higher Education Report），提出了138项建议案，明确建议强化大学董事部职权、透明与民主化校长的选任与教授的升迁，试图减低高教部长直接干预校政的权力。无奈的是高教部长更迭如同走马灯，以致相关政策朝令夕改甚难延续 ，无法改变既有文化而无疾而终。

毫无意外，基于国立大学表现每况愈下，此类大学自主、学术自由的论述在《2015-2025年高等教育大蓝图》内再次提出，不同的仅是高教部长换了新面孔。《高教蓝图》欲国立大学以财务自主换取大学自主权，实为变相缩减政府的高教开销，以减轻政府过度挥霍后的财政虚空。

然而，大学财务自主应为运用层面的自主决策，非是自行张罗资金来源。培育人才与知识探索仍需政府稳定的财务支援方可持续进行与发展，而提供公民教育本亦为政府应尽之职，不可以自主之名诸多推搪。

此外，一味减低高教拨款，要求大学商业化知识与寻求私人界合作，将使大学过度专注于短期成果，进而忽略需长期投入的计划，殊不知一项创新且扎实的壮举乃是历经无数尝试的结晶。

与此同时，新拨款模式必将使缺乏商机的人文社科系院愈趋边缘。在缺少政府拨款与外界资助注入之下，恐怕国立大专的人文社科系院终究将陷入恶性循环，甚难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迷失于排名竞赛中

现今国际大学评比繁多，较为知名的如QS世界大学排名榜、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等，使用的评比项目基准不一，排名也有所不同。诚然，适度的评量可作为大学改进之参考，过度则有损大学的办学初衷，迷失在各项国际排名竞赛之中。

遗憾的是，我国高教部乃以国际排名作为衡量国立大学的办学标准，在政策与制度上不断要求国立大学在短时间内攀上排名高位。大学当局也因应国际评比的评分标准调整着重项目，不惜出猫、跑漏洞以换取高分。

其中，开放大学学额于外籍生不仅可增加收入，也可提高大学外籍生比率，倘若是硕博士生更好，其论文还能增加期刊发表与引用量，从而取得更高分数，可谓一举数得。然而，这果真符合设立大学的本意，国际评比的原意吗？

德国与法国高教水平之高乃世界公认，碍于语言局限而无法在国际评比中取得佳绩，但相关大学却未盲从迎合，而舍去既有的办学特点。这一点确实值得深思。

大学精神被弱化，素质自然不佳。总的而言，学术自由与大学自主可谓卓越大学的先决条件，并非执政者所赋予的恩赐。倘若社会对此缺乏坚持，政治势力必定乘机介入，以致乖离大学乃是服务知识的原初。

 

江伟俊，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历史系硕士，现任职于非盈利教育机构。长期关注马来西亚民主与人权进程，并热衷于政策研究、族群关系、语言权利与社会凝聚力等课题。书写是为了与人沟通交流，期待任何批评与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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