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族群、语文、文化、宗教和传统的后殖民地社会，不同群体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着各种各类的社会偏见与刻板印象已经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问题是我们是否坦白的承认事实的存在，並加以理性探讨，谋求克服与超越之道。

我就这些问题请教过目前正在中国深造的我国学者、政治评论家和前华文报同行 潘永强 与从事草根工运多年的印裔社会活跃分子 阿鲁齐旺 后，找到了在多元族群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和异议大学生团体活跃多年的华人华校生，郑立慷 (25岁)分享他的社会观察和经历。

以下是我们交流的内容:

黄: 你是少数在多元族群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和异议大学生团体活跃的华人华 校生。你觉得孤寂吗? 如果真的觉得孤寂，你又为什么可以坚持这么多年?

郑: 不会。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和了解其他种族或接受不同教育源流的华裔。但是，在短短4年的大学生涯, 参与进步的大专团体让我对种族的看法完全改观。当我和其他马来同学一起示威反对内安法令时，警察只是逮捕马来同学，尝试制造一个假象给公众－即内安法令是马来人的事情；而当马来同学到白小表达他们对母语教育的支持时，却遭到警方政治部的恐吓，叫他们少管“华人”的事情。

这些现象，清楚显示当权者其实非常畏惧各族人民团结，并无所不尽其能地阻止人民团结。因此，我认为既然自己拥有理解三语的优势，与其让当权者继续分化大家，我更应该负起责任为打破种族之间的藩篱贡献一份力。

至于为什么能够坚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看到一些显著的进步，就好象我刚踏入大学时，校园内许多人都对民主人权避之大吉，认为这些都是政治，都是肮脏的。然而，当我离开校园时，人权和民主反而成为了灸手可热的名词。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赞同还是不赞同、亲校方还是亲学生者，都民主、人权不离口。另外，参加进步组织、反对种族政治者更是与日俱增，与当年的保守校园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个让我继续坚持的原因，则是其他人的坚定信念。有时候，自己的确有很累或想放弃的念头，但是当看见坚持了许久的前辈和战友们仍然毫无怨言地在为社会作出贡献时，我才察觉原来我根本没有资格喊累。

黄: 你认识不少马来裔、印度裔和纯受英文教育的华裔年轻朋友与同道。你跟他们在沟通上有困难吗? 你个人有没有觉得因为自己是华人华校生而在日常的交往中受到他们的岐视或不重视?

郑:没有困难。因为大家能够以至少一种语言沟通，就算不能够很流利地交谈，但至少都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在一般的沟通上已经很足够。何况，许多马来同学和印度同学不但通晓国语，更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甚至华语或方言。

至于歧视，我在刚刚接触其他种族或受不同教育源流的朋友时，的确有不被重视的感觉。但是深一层接触后，才发现其实他们很羡慕我可以理解三种不同的语言。之前那种不被重视的感觉其实是一般华人华校生的自卑心理，认为自己英语说不好，国语也不流利。如果我们不克服这种因语言不灵光所带来的自卑感，我们将没有办法跨步向前，跳脱种族政治的框框。

黄: 有些主流华基党团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者，有时会觉得象你这样的年轻华人华校生 “很理想化” (或 “很笨”) ，因为, 你们现在做着的事情，他们很久以前都尝试过，但是都不成功，所以，你们这一代再做也不会成功。你对这种论调有什么看法?

郑: 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是“理想”。一个有理想的社会不一定会进步，但是一个没有理想的社会，肯定不能向前迈进。只有在拥有理想后，我们才能够进一步探讨如何实践该理想。至于能否实现理想，则取决于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了。因此，我把别人的“很理想化”评语看作是一个对年青人的赞许。

打一个比方，如果奴隶制度需要抗争100年才能够成功废除。在抗争了99年后，一位曾经参与废除奴隶制度运动的前辈对后辈们说：“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我以前都尝试过，但是都不成功，所以你们也不会成功。”如果他的后辈接受这种说法，无疑是功亏一篑，把前人争取了99年的成果毁于一旦。只因一念之差，废除奴隶制度将从此变成一个梦、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

对于曾经为国家民主进程作出贡献的人，我们都必须致予无限的敬意。但是，我们也必须搁下历史的包袱，从经验中学习进而重新出发。当年前辈们做得好的事情，我们需进一步发扬光大；当年基于时代的局限或其他原因而没有做好的事情，我们则需引以为鉴。况且，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时代，将产生不同的效果。永远活在旧框框将局限我们的步伐，甚至拖慢民主的进程。

黄: 有些主流社会的华人都以为马来同胞不是巫统式的右派民族主义者就是 回教党式的回教主义者。而且，他们几乎全部都是 “腐败的” 的政客，官僚，公务员或 “贪污的” 警察 。你对这种刻板印象的认知有什么看法?

郑: 这些都是不能够反映现实的刻板印象。这种把马来人看成“铁板一块”的思维，无法让我们看清真相，更让自己掉入种族主义者的陷井，重新回到种族政治的怀抱。需知道，政客可以腐败、警察可以贪污，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允许这些弊病的存在。在现有的制度下，只要你是政客、警察、公务员、官僚，你就有贪污、腐败的空间，并不取决于你的肤色或种族。这也足以解释，为何在腐败政客或贪污执法人员群中，都不乏华裔的踪影。

在政治上，只有有权力或没有权力的人，并没有华人或马来人之分。在一个执政集团执政了40多年都无法被扳倒的国家，所谓的意识形态都变成不那么重要了。参加巫统者大概都说不上什么民族主义者了，充其量只是一群为了个人利益而聚集在一起的人；而参加回教党者也不尽然是一些虔诚的回教徒，反而更多是不满国阵不公平施政的人民，这可以从我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群中看出端倪。对这些反对国阵的马来朋友，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参加一个足以抗衡国阵的政党或反对党阵线，全力以赴地促成政权轮替。至于是人民公正党还是回教党，则不在考虑范围。更何况，回教党为了争取这些不满国阵但是却不完全认同党理念的改革支持者，大刀阔斧地进行内部改革，也证明了回教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顽石。

当一个种族努力尝试促成政权轮替的时候，另一个种族却疑心重重，正是当权者所要看到的。1990年大选，林晃升率领华教人士加入行动党，华裔群众大吹反风，但是马来同胞抱持的观望态度使两线制无法成型；1999年大选，马来群众因烈火莫熄运动而风起云涌，华裔却因国阵“原则上”接受全国华团诉求而有所保留，错失政权轮替的大好时机，功亏一篑！

这些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只要各族人民继续相互猜疑、互不信任的话，政权轮替将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黄: 依你看来，马来与印度民间社会，特别是与你同辈的新生代中下子弟，有什么合情合理的冤情与诉求是华人社会需要知道、给予同理关注和帮的?

郑: 一般上，华人都认为只有华文教育在面临威胁。其实，许多民间的人民宗教学校（Sekolah Agama Rakyat, SAR）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即被逐渐排挤出国家教育的主流。和华小一样，教育部把原本全津贴的宗教学校改成半津贴，学校的其余费用则各自想办法。许多华人一方面支持华教，另一方面却认为人民宗教学校应该被关闭，因为它们是培养“极端恐怖分子”的温床。其实，同样的宣传也在马来报章不间断地刊登，许多马来人都相信华小和独中是培养“极端分子”（chauvinist）的温床。我们必须拒绝相信这些当权者的宣传，并以同理之心给予协助和支持。

印度社会较大的问题还是贫穷的问题。长期处于政治经济结构的底层，导致印裔社会面对许多因贫穷所延伸的问题，如高辍学率、家庭暴力、私会党等。许多园丘工人不但薪水偏低，有者更因居住在所谓的“非法木屋区”而面对地方议会的刁难，甚至屋子被拆除。处于较优势的政治经济阶层，华人社会应该多关注印度同胞的问题，而不是过分简化地把这些问题归咎于“懒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