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端大图：槟城书法家书赠棉兰书画学社的横幅，如实反映了当地华人对文化的坚持。

【恋念岛屿】

不是头一回到棉兰的。前一次是大学时期，台北的同学里有不少来自棉兰的印尼籍同学，偶尔碰面，一般都抢着以双方都熟悉不过的方言交谈。

在异乡与棉兰同学攀谈，虽非故乡人，一口的乡音却让人有他乡遇故人的亲切。但是，那一回往访棉兰，却不是做什么学术调研，而是冲着闻名遐迩的多峇湖美景，而且是从槟城码头乘快艇横跨马六甲海峡而去的。

一路颠簸的海路以及陆路行程，说起来不堪回首，但置身在不是槟城却乡音处处的他乡异地，还是一种很奇妙的经历。相隔许多年之后再访棉兰，就是目的明确的田野行脚了。

寻访民间文化遗产

此次的两个学术目的，一是访查当地华人的民间信仰，另一则是寻访民间文学。前一目的是我们今年在马来西亚开展的拿督公信仰研究计划之跨海寻访，后者则与个人长期关注之华人民间文学采录有关，想说在与槟城华人操同一方言的海峡城市，是否也还保存先民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化遗产？如有，则能与槟城的闽南童谣，形成一个很好的参照了。

前一目的基本上算有所收获，即使印尼华人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语言同化政策，但信仰文化依然保留。按当地人所说，即使在排华最激烈的年代，一些膜拜场所依然获得一定的维护；就算是暴民，对未知的神圣对象，依然抱有一份敬畏之心，不敢轻易造次的。

图二：“敬神如神在”，是信仰文化生命力强韧的原因。（摄影：杜忠全）

这样，在政局变化之后，最快得以恢复与发展的，还是信仰这一方面。由此可知，即使信仰文化被缙绅先生视为低层次，但其生命力与延续力量却是最强韧，甚至在上层的文化建构被强制铲除之下，它依然能将某些精致的传统以信仰的神圣性来保存，以待来日。

更何况，拿督公是最草根与最接地气的民间信仰，能在强力的政治弹压之下延续下来，是不足为奇的。这一方面的调查，将以学术报告来呈现，此不赘言。

图三：时值卫赛节，当地寺庙借商业广场举办浴佛园游会，开放地方民众参加其中的环节。（摄影：杜忠全）

寻访闽南童谣不得要领

然而，在民间文学访查方面，却是另一番景象了。原先的估计是，印尼的华文教育中断了三十余年，60岁以下的人，大多面对读、写汉字的问题，但华人方言，尤其闽南话一直都是棉兰华人的社会方言，猜想方言文化下的民间文学，理应获得一定的保存才是。

然而，目前虽然还不能达致结论，惟那几天所接触的棉兰华人，尤其多以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主，排除非闽南籍而在社会交际中说闽南话的不计，在向当地耆老问起是否保存闽南童谣的鲜明记忆时，多数都回说童年生活确有这样的经验，如今都无法在记忆底层搜索到一鳞半爪，忘个精光了！

当然，我们在短短5天的棉兰行脚里锲而不舍地寻访闽南童谣而不得要领，不能率然地下结论说，当地的闽南童谣已完全消亡。以自己十多年前在槟城开始寻访方言童谣的经验，这一工作也不是随意接触就能唤起记忆，进而成功采录的。

按自己的经验，或许需要在当地建立建立人脉网络及培养感情，才能往深层挖掘到这一濒临灭绝的方言文化遗产？

另一方面，这看来也跟印尼华人的语言、文化断层有关：在民族语言及文化教育被强力剥夺而中绝的情况下，当地华社正在从高压同化与排华的惶恐中复苏，一些会馆在80年代就从政府手里索回产业，但也有一些会馆一直迟至两年前才这么做。

硬体产业的复建快慢不一，这与当地华人对苏哈托政权倒台之后次第开展的新政局，有着不同的估摸与疑虑，应该是不无关系的才是。

图四：几乎两代人的中文教育呈空白，当地华人的汉字识读率不高，街头的活动横幅，大多以印尼文居多，即使是宗教活动，也是如此。（摄影：杜忠全）

较迫切重筑精英文化

华文语言与文化教育即使在晚近获得恢复，毕竟已中断了三十余年，波及了至少两代人。历经了三十多年的华教空白之后，印尼重新开放中文教学，按我们的接触，当地的华人社会精英，每每会比较迫切于重新筑构上层的精英文化。

在与一些上了岁数的知识耆老谈话时，他们念兹在兹的，是如何恢复及鼓吹当地华人对儒家思想与文化的认知，兼及于老子思想等等华夏传统籍栽的精英文化，这是华人文化的大传统。

对庶民阶层的口传文化这一小传统，如我们跨海寻访的闽南方言童谣，一时还无法顾及，尤其无法认识到它们的文化价值。就文化重建之主观性的轻重拿捏而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只是，希望未来他们如意识到这一方面的价值之时，一切都还来得及！

都说得流利的福建话

这几天的棉兰行脚，接触的华人相当多，除了约访的社团领导，也包括一些随意走访攀谈的庙宇负责人、出租车司机，甚至路边问路攀谈的路人甲乙丙丁。这些人不管是不是闽南人，都说得一口流利的福建话。

图五：棉兰华人熟悉槟城，当地总也能遇到“槟城元素”。（摄影：杜忠全）

棉兰人的福建话，听在我们两个槟城人耳里，就是槟城福建话了。攀谈的对象听到我们是槟城来人，往往就说，啊你们的话跟我们是一样的！

好吧，不管是你们还是我们，都是很接地气的福建话，即在言语间穿缀着当地盛行的民族语言，我们的马来话、英语语词，于他们则是印尼语词。

但是，平心而论，棉兰福建话里的印尼语词及发语词，绝对比槟城福建话的马来语词来得多，以致我们粗略地判断，如果是棉兰与马来半岛北部以外的闽南社群，或许不容易以他们的社会方言在当地有效地沟通，尤其如是做口述访查，因华文教育中断了至少两代人，当地的一些资料记存人，除了地方口音的福建方言或印尼语，往往都无法以标准华语来沟通的！

无论如何，他们对槟城是熟悉的，那几天接触的棉兰华人，包括一个开Grab或的士的司机先生，都表明来过槟城：

“来做什么呢？”我们好奇地问。

“看医生啊！”他们回说，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棉兰与槟城的飞行航程只半个多小时，又有着东协十国免签证的便利，基于普遍上对当地医疗系统的信心不足，加上槟棉两地历史上曾是同一个马六甲海峡北端的经济圈，他们到语言相通的槟城寻医看病，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槟城的私立医院林立，则是得利于棉兰人的医疗旅游，槟城与棉兰的经济联系，不光在马印分别建国之前，迄今可说依然如是！

（2018年6月3日完稿）

杜忠全，槟城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为马大中文系博士候选人，迄今出版有《槟城三书》套装、《我的老槟城》散文集、《岛城的那些事儿》评论集、《恋念槟榔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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