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思成城】

马来西亚基督教协会（The Council of Churches of Malaysia）呼吁基督徒慷慨解囊支持“大马希望基金”，个别教会收取款项后，再由该协会汇集起来交给政府。

协会总秘书赫曼（Hermen Shastri）指这项众筹运动与基督徒群体对国家的心愿一致。大马基督教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也响应号召，吁请会友参与爱国行动。此外，北部区域的天主教会亦将于指定日期把所收集的弥撒捐献交给大马希望基金。

马来西亚的教会向来参与不少社会公益活动，例如开设机构帮助鳏寡孤独，定期收捐给病患和穷人，因为援助弱势乃基督教的重要实践。但是，发动信徒捐钱给政府，却是有史以来头一遭。

捐助希望基金的意义

大马希望基金的成立，源于首相马哈迪与财政部长林冠英宣布国债为1兆令吉之后，一些热心的人民发起捐款救国运动。已有经济评论人质疑该国债定义，并指出人民捐款其实无助于减少国债。既然如此，希望基金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林冠英坦言，希望基金的首要目标是表达爱国情操。至于该筹款数额目标、哪笔帐目急需处理以及优先偿还哪些债权人等，财政部至今无法给出明确答案，甚至被询及筹款期限时，只回应“时机一到就会知道”。可以说，设立希望基金的主要宗旨就是提供表达爱国的管道。

这项连财政部也不清楚其详情就开始的爱国计划，人民是否应该响应已存有争议，而教会集合了捐款再交给希望基金，多此一举无非是展现教会集体对希望联盟政府的爱戴与忠诚。

教会所收取的捐款被称为奉献（offering），意味着那是宗教敬拜的一部分，即为了上帝而给出的，因而信徒的奉献多用于教会发展和慈惠事业。如今，在教会里收奉献并以集体名义交给政府，这一举措引发的问题是：爱国是不是教会的信仰与实践？

教会（不）能爱国吗？

毫无疑问，教会成员也是公民。因着共享的历史与文化，人们往往对土生土长的家乡怀有独特的情感。而且，教会与社会共存，关心公共事务肯定是善举，也体现出基督“爱邻如己”的教诲。可是，这种精神和行动不能与爱国画上等号。

国家的概念首先由领土界定，而疆界的划分是在历史上因为战争或协议变迁而来的结果，并非亘古不变的。国家统治机制进而透过法律、权威、民族主义等获得正当化。爱国情操是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某个地理区域的人民将高度的忠诚集中于国家，愿意为了国家的利益与光荣而牺牲和奉献。

然而，国籍不是界定身份认同的唯一方式。一些人认为族群、宗教、语言或意识形态等，才是他们更重要的价值或共同体的基础。对教会这个群体而言，其至高忠诚对象应该是超越疆界的上帝，而不是囿于疆界的国家。因此，教会需要谨慎思考对国家的忠诚与对上帝的忠诚之间所存在的冲突。

效忠的对象究竟为何

参与国家建设、尽力维护和平与公义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教会应做的，恰好不是忙不迭地号召信徒向国家表示效忠，而是与政权保持批判性的距离，监督并参与改革议程的落实。

况且，如今爱国行动脉络下的“国家”，已经被窄化为希盟政府——救国基金正是以这个政党阵线的名字“希望”来命名的。实际上，国家、政府与政党的界限已经混淆不清了。

试问，如果今天设立基金呼吁人们捐款的是国阵政府，取名为“国民基金”，教会是否仍会向信徒筹款交给政府？若否，教会得更严肃地思考其立场及其依据：是因为认同希盟政府的宣言，即使其种族与宗教政策偏颇？

还是，因为信任希盟政府的领袖，即使当中不乏涉嫌贪腐和侵犯人权的前朝官员？抑或是，因为教会要跟上潮流，赶紧追随大众如火如荼的爱国行动？

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在马来西亚的特殊处境下，教会一向对政治三缄其口，若对政府发出公开批评或抗议时，往往都只跟自身面对的打压有关，例如阿拉事件、被指散播假新闻或教堂遭受攻击等等。

由于官方和一些穆斯林群体对基督教的不友善，教会在公共领域长期形成被动防卫的状态，情有可原。但是，这不能合理化教会主动向政权靠拢或盲从爱国行动。

马来西亚首次实现政党轮替，大众兴高采烈在所难免，但教会若没有弄清自己的立场与原则，将使得自身跟工商业界并无二致。

教会必须清楚其信仰对象，对于人性、权力和社会现象有深入的洞察，尤其是在人们陷入狂热的爱国情绪时，教会更需要以清明的理智和对正义的追求作为行动的指引。

在现实中，教会不得不按照现有体制框架内的相对正义或较为善者来进行判断和处理公共问题。不过，这些都不代表上帝国在世间的临在，故不具有绝对性的宣称。

再完善的法律也会可能被利用以作恶，再平衡的制度也可能遭受扭曲，教会关于受造界是有限的教义以及对罪的敏锐察觉，理应警戒自己格外审慎地看待权力运作和群众运动。

林奕慧，台湾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硕士，研究兴趣以政治哲学和神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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