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之力 】

1960年，时任马来亚联合邦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国语周开幕致辞时表示：“马来亚联合邦宪法，经已规定马来语为本邦唯一之官方语文及国语，在独立后之十年内将被广泛应用，同时亦规定其他语文的应用将为政府鼓励与支持。”

这位当时世界上最快乐的首相认为，这个决定得到各族人士的同意，因此是个聪明的政策。“因为政府在尊重国语地位的同时，亦承认各族欲保持其本身文化与语言之事实。”（1）

然而，没过几年，快乐的首相不再快乐，并在“513事件”后遭逼宫，黯然退位。东姑退位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无法解决“公民可否差异而平等？”的问题（2）。这个由政治学者黄进发提出的问题，大体上准确地概括马来亚或马来西亚独立建国的大难题。

唯一官方语文争议

在马来亚独立前后，当时世界主流的观念是，公民必须在文化上同质（都是自己人），才能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与地位。然而，这样的观点在1960年代以降开始转变，知识界日益关注多元文化议题。其中引起大家关注的，是如何处理西方国家长久以来仅关注平等尊严政治，而忽略或拒绝承认差异的问题。

在东姑上述发言七年之后，1967年2月23日，联盟政府在国会提呈《1967年国语草案》。根据提案，第三条赋予政府权限，可基于公共利益考量，把政府公文翻译成其他语言。第四条，最高元首若觉有必要，可允许英语使用于任何官方事务。第五条，授权西马国会议员与州议员，在议长许可下可在会议使用英语。这些条款，都被马来人视为是对“马来语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文”地位的挑战。

为示抗议，马来人知识分子于3月3日在国家语文局文化厅举办群众大会，120个马来人文教团体，合共2000名出席者，措辞强烈地批评政府出卖马来人权益，背弃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宪法精神。所谓“精神”，乃指政府答应于独立后十年落实“马来语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文”之承诺。

激进左派倡语言平等

另一边厢，从1950年代起，华社知识分子早已意识到语文问题的重要。这不仅牵涉到公民权注册规定的语言能力条件，在往后的华教运动，识者如林连玉早已提出，要保全华教，关键在于华文的官方语文地位。踏入1960年代，为了捍卫华教，沈慕羽在承受庞大压力下领导“华语官化运动”，争取列华语为官方语文，并表明绝对承认马来语为国语之地位。

与此同时，华人左翼内部在是否响应“华语官化运动”时分裂。一方表示认同，并提出“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口号，另一方则认为所有语文都是平等的，因此都是官方语文。随着争论的演变，后者进一步发展论述，最终从概念上反对“国语”、“官方语”，认为这些概念都违背语言的平等主义。

从以上概述看，除了激进左派反对国语、官方语文的概念本身（而非仅仅反对马来语为国语），华社基本上都是在接受“马来语为国语”前提下，否定“马来语为唯一官方语文”。然而，这恰恰是与马来人的“马来语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文”主张相悖。

华社主张“弱势国语”

表面上看，分歧在于官方语文而非国语。但实际上，对马来知识人而言，两者是二而一，不可区分看待。其关键在于，他们所主张的“国语”是“强势国语”，国语必须垄断公部门、公共领域乃至部分的私人领域（如市场）的使用，也因此国语能力必须精通而非略懂。

以此对照，主流的华社则是主张“弱势国语”，国语仅是国民身份象征，以及跨族沟通语。无论在公部门、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非国语的使用都应得到保障，以便维护其华人的社会性文化机制之完整。至于语言能力，则牵涉到国语（马来语）、族语（华语）与国际语（英语）的多语学习，而游走于精通与兼懂的光谱之间。

然而，必须指出，在“强势国语”阵营中，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必须对它们做出区分。

马来人内部有分歧

回顾马来亚独立史，二战后马来左翼首先主张“大马来人”（Melayu Raya）的建国理想，想要和印尼共同组织国家。后来发现此路不通，转而提出“马来民族”概念，强调政治效忠本邦，接受马来语为公共语言，不必拥有马来血统，不必皈依伊斯兰，就可以成为“马来民族”，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至于各族的母语，则可保留在私己领域，如个人社交语或家庭用语。

反之，马来保守派则拒斥“马来民族”概念，而采取排外的“马来人”定义，拒绝他们成为公民。直至后来由于政治局势的演变，必须做出妥协，才勉强接受非马来人归化为本地人，但却在族群之间划清界限，区辨你我，然后确立马来人支配权。

按此来看，马来人主张的强势国语，内部有分歧。马来保守派推广国语的目的，跟马来左翼很不同。马来左翼推广国语，目的是要促成沟通共同体，建立民族身份，彼此享有平等地位。反之，马来保守派则不是为了同化或涵化其他族群，而是为了确立马来人的支配权。故此，族群界限必须分明，利益边界必须明确，差异必须得到永续。

为何如此？关键在于，创造差异是族群政治的游戏基本盘，一旦对立面消失，族群政治就玩不下去。尽管有时候族群疆界是可以被挪动的，但却有个不可更动的底线。一旦跨越，就是族群政治的终结，巫统也就完成历史任务。

创造族群与利益边界

政府如何创造族群与利益边界？举个例子，1970年代有很多人为了捞取利益而皈依伊斯兰。然而在1980年代初，为了杜绝别有居心的非马来人“抢夺”马来人资源，国家登记局指示所有皈依伊斯兰者，必须保留本名或本姓。

林廷辉和宋婉莹指出：“换句话说，皈依者不能再拥有纯粹的马来名字，也不能享有马来人的特权和种种土著所享有的利益。虽然同是回教徒，常讲马来话和跟随马来人的生活风俗习惯，但是马来社会不再承认皈依者是马来人。”（3）

另外，也有学者指出，1980年代以来巫统的伊斯兰化政策，其实是马来化的伊斯兰化，而非多元族群的伊斯兰化，因此并没有积极地向非穆斯林宣教。（4）

故此，全民的“慢性同化”并不存在，但却存在选择性同化。一些被认为无关紧要的群体或个体，会慢慢被吸纳进马来社会，以此巩固马来人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马来人对立面也不断地被塑造与重申，以便延续族群政治的游戏。

马来人支配权符号

在此脉络下，强势国语的建立，在马来保守派而言，并不是在文化上吸纳他族成为自己族群一分子的手段。相反地，它是作为“马来人支配权”的符号来加以操作的。

1967年国语法令在华社与马来社会强烈抗议下通过，1969年大选后发生“513事件”。1970年代马来西亚进入全新阶段，国家为了愈合社会裂痕，突出马来语的全民性，而将之更名为马来西亚语（Bahasa Malaysia）。1980年代又改回马来语。2007年，经内阁决议再次改为马来西亚语。这种摇摆不定的现象，说明什么？

改动名称背后，凸显的是如何建构“马来西亚人”与如何捍卫“马来人支配”的矛盾。对保守派来说，把马来语更动为“马来西亚语”，意味着马来人失去特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也意味着他们失去“马来人支配权”的符号，一种象征性的权力。

而他们担忧的不仅于此。部分人甚至担心，当马来语不再特属于马来人，就意味着由马来语构建出来的世界，不再是单一的马来—伊斯兰世界，而必须开放给其他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这样的马来语世界，充满了异教徒的宣教。

1980年代，在一场论坛上马来学者依斯迈胡申（Ismail Hussein）在受到观众询问时坦露：

“我们在60、70年代成长的人，活在一个以马来-伊斯兰文化为基础的时代，当然希望这个基础可以延续下去……我认为，在非马来人知识分子进入我们的书写世界后，很自然的马来-伊斯兰世界会瓦解。而且很自然的，因为我们无法再控制马来语的使用，而产生多元化的局面。我们被逼接受它。假设我们的文化规划者能够延续现有的马来-伊斯兰文化，我会很感恩。但是我对此不乐观。”（5）

这样的一种忧虑，至少可追溯至19世纪。被誉为马来文学现代之父的文师阿都拉，因为协助英国传教士把圣经翻译成马来文，而遭到当时马来人的批评，认为他出卖民族。

这个古老的忧虑，会否延续至今？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马来文版圣经，告诉了我们答案。马来人保守派努力地捍卫其纯净的马来语世界，马来语无法为全民所有。

当马来语还是马来语，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语，更妄论官方语文。它只不过是马来人属性的其中一个支柱，并且成为马来人支配权的象征符号。

如此一来，我们就没必要为一些非马来人对马来语的不屑态度感到惊讶，这不仅是因为利益问题（马来语缺乏经济效益），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对他们而言，马来语就是压迫的象征。

注释：

1. 东姑阿都拉曼，<国语周揭幕致辞>，《南洋文摘》（1960年5月）。
2. 黄进发，《共业：我们能否摆脱被巫统统治的宿命？》。
3. 林廷辉、宋婉莹《华人社会观察》，页89。
4. 陈中和，《马来西亚伊斯兰政党政治：巫统和伊斯兰党之比较》。
5. S. Jaafar Husin, Masa Depan Sastera Kebangsaan: Satu Forum, Dewan Sastera (Jun 1982).

吴小保，博大外文系中文组毕业，目前在民间研究单位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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