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问题,研究问题——兼答郭史光宏老师
【前夕乍晓】
我的上一篇专栏文字《轻读物与马华出版新现象》被转喻成“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辩,并把这种分割视为学院派的“杰作”。这说法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
意料之中是因为谈问题似乎被视为一种禁忌。我尝试提出当下少儿轻小说的出版、写作与阅读现象,论者却急着为协会辩护。作为协会领导人,固然无可厚非,但除了主办很多场儿童阅读营,开展读书会,邀请海外专家讲学,举办教师研习营以外,我更希望了解如何认知文学与教文学。
至于意料之外,是因为论者莫名其妙提出了“学院派”这称谓,言下之意,彷佛马来西亚评论界派别林立,而学院派俨然自成一家一派。
学术建设之困难
马华文化评论界资源匮乏,本地中文研究者主要局限在三所公立大学、一所私立(党营)大学和三所民办大学学院的中文系,人数寥寥可数,越界参与社会评论的学院中人就更少,又何来学院派?
倘学院中人皆可冠以学院派,其特殊性为何?延伸一位友人的说法,水池原本就很小,岂能同时养活多种不同生态的鱼儿?
依我看,华人文化评论界只有“打架鱼派”,论课题无法交集,交集必然交火。因此,只能像打架鱼一样——单独饲养(自弹自唱)。这多少说明此地学术建设之缓慢与困难。
经典作品的概念
郭史老师在回应文中视笔者抑轻文学扬经典,实乃出于他对经典的误解乃至曲解。他说“通过庄老师的文章,似乎可以推断所谓的‘文学经典’指的是成人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比如《战争与和平》和《红楼梦》,应该不包括儿童文学”。
这种联想令人错愕。经典者,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经典文学的权威性来自作品的创造性、价值与共鸣。它经过文学史家或专业读者的汰选而得以传世。因此,经典文学不限于成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形式,儿童文学也有经典。儿童文学经典与纯文学或通俗文学没有必然的瓜葛,端视作品的优劣而定。
【前夕乍晓】
我的上一篇专栏文字《轻读物与马华出版新现象》被转喻成“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辩,并把这种分割视为学院派的“杰作”。这说法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
意料之中是因为谈问题似乎被视为一种禁忌。我尝试提出当下少儿轻小说的出版、写作与阅读现象,论者却急着为协会辩护。作为协会领导人,固然无可厚非,但除了主办很多场儿童阅读营,开展读书会,邀请海外专家讲学,举办教师研习营以外,我更希望了解如何认知文学与教文学。
至于意料之外,是因为论者莫名其妙提出了“学院派”这称谓,言下之意,彷佛马来西亚评论界派别林立,而学院派俨然自成一家一派。
学术建设之困难
马华文化评论界资源匮乏,本地中文研究者主要局限在三所公立大学、一所私立(党营)大学和三所民办大学学院的中文系,人数寥寥可数,越界参与社会评论的学院中人就更少,又何来学院派?
倘学院中人皆可冠以学院派,其特殊性为何?延伸一位友人的说法,水池原本就很小,岂能同时养活多种不同生态的鱼儿?
依我看,华人文化评论界只有“打架鱼派”,论课题无法交集,交集必然交火。因此,只能像打架鱼一样——单独饲养(自弹自唱)。这多少说明此地学术建设之缓慢与困难。
经典作品的概念
郭史老师在回应文中视笔者抑轻文学扬经典,实乃出于他对经典的误解乃至曲解。他说“通过庄老师的文章,似乎可以推断所谓的‘文学经典’指的是成人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比如《战争与和平》和《红楼梦》,应该不包括儿童文学”。
这种联想令人错愕。经典者,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经典文学的权威性来自作品的创造性、价值与共鸣。它经过文学史家或专业读者的汰选而得以传世。因此,经典文学不限于成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形式,儿童文学也有经典。儿童文学经典与纯文学或通俗文学没有必然的瓜葛,端视作品的优劣而定。
就儿童文学,文史家或批评家考虑的是作品的文学性、教育性、永恒性(跨越时空),以及是否符合儿童心理需求。大家熟知的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就很多,如《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爱丽丝漫游仙境》、《小红帽》、《灰姑娘》、《睡美人》、《木偶奇遇记》、《彼德.潘》、《小王子》、《哈克贝利.芬》等等,不胜枚举;中台近现代儿童文学经典则有叶圣陶《稻草人》、张天翼《大林和小林》、冰心《寄小读者》、丰子恺《青春奏鸣曲》、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林海音《城南旧事》、曹文轩《草房子》、李潼《少年葛玛兰》等等。
儿童阅读需慎选书
书海辽阔,儿童阅读必须谨慎选书,何况中外儿童文学经典不少,选择(适当的)经典并非难事,只是家长(也包括部分华文老师)甘心拱手交出责任,由出版社与流行性轻读物/轻文学作者塑造孩子的阅读品味。这已形成一种现象,应该就其利弊与潜因来共同思考与探讨,而非避重就轻打发过去。
中国近年来发生“杨红樱现象”的讨论,值得借鉴。杨红樱是新世纪以来最畅销的中国童书作家,作品总销量已超过5000万册,其所着绘本《淘气包马小跳》系列自2003年出版以来,累积销量3000万册。这对小小的马华读书界实在无法想象,堪称传奇。
“杨红樱现象”引发评论界的两极反应(主要是出杨书的出版社vs儿童文学作家、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王泉根教授在论坛上提出一个直戳人心的问题:为什么是杨红樱畅销,写的好的并非她一人?
根据他的说法,杨红樱的出现解决了中国儿童文学“两头大中间小”的格局。易言之,杨红樱照顾到了六七岁到十二三岁小学生年龄段的孩子,并认准这个年龄段的小学生,全心全意为他们写作,毫不动摇。
这是以往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忽略的一个群体,他们的作品受众,要么就是学前小孩,要么就是上了中学的青涩少年。杨红樱填补了中间年龄层的空白,并掌握此年龄层的心理要求——平易好懂、故事生动好看、人物形象与现实生活对应,以及让小读者看了能感动,终于成功创造了畅销书的奇迹。
然而,杨红樱的作品并非毫无问题,有些甚至是不该犯的错误,有论者指她“借鉴”其他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段子,观念意识似是而非等等。有读者反映,成长以后重读杨书,感觉反差很大,蛮不是滋味。批评界也认为其作品艺术质量不高,因此认为杨红樱作品无法与儿童文学经典相比,儿童文学界不必对这样的作品趋之若鹜。
作品缺乏美学经营
回顾马华少儿轻小说(特别强调“轻”)卖俏的当下,读者、作家与与批评家同样可以问:为什么是XXX畅销?在出版社炒作和市场包装策略下,畅销是即成的事实,然而,作品的文字如何?是否符合儿童审美需求?作家是否频灌心灵鸡汤而忘了美学?想像是否与现实脱节?
虽然儿童文学需要想象,但不表示可以一味天马行空,或不接地气的凭空幻想。轻文学因写作与出版的商业化、快餐化,不仅无法好好塑造人物形象,文字也草率随意。
作为儿童文学,首先它必须是文学,缺乏美学经营的作品顶多是故事。其次,轻文学作者塑造的人物是天真的小孩还是世故与虚伪的小大人?最后,敢问马华儿童文学衮衮诸公:当下马华儿童文学是走下坡路,还是臻达辉煌顶峰?
鲁迅对培养儿童审美能力的重视值得我辈学习。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是少数几位“发现儿童”的作家、思想家之一。他翻译了五部童话,反映了由“爱”与“真实”组成的“爱与真实”的儿童文学观。这可从他翻译社会色彩浓郁的《爱罗先珂童话》窥得一斑。
《表》的翻译也揭示了鲁迅深刻的社会关怀,但小说充满童心童趣,符合儿童心理特征。鲁迅所谓的真实,除了照顾到现实主义的细节真实,还有典型的时代人物,如果三毛可作为中国抗战时期的典型儿童形象,《表》中的流浪儿彼蒂加则是彼时俄罗斯的儿童典型。
审视轻读物畅销现象
笔者在前文中提到的儿童文学应具备的社会与文化基础就是这个意思。我的观察是,马华前辈儿童文学作家仍遵循这条道路,当下少儿轻小说作者竟未学跑先学飞。
再者,就作品的趣味性而言,轻文学作品究竟是有趣,还是多了其他有趣的“料”?作品中是否存在似是而非的观念?譬如是否出现错误的性观念、情商问题,出现反智等情节?价值观又如何?作者如何诠释“正义感”和“英雄”?作品蕴藉和内涵如何?
就马华目前轻读物从出版速度之快之多(童书出版社亦增加),到行文的粗俗与草率(大部分),出版社与作者究竟是一味迎合还是引导儿童的阅读品味?这一系列追问,都应该逐一检验。作为儿童文学组织领导者,不能只从云端看问题。
笔者针对现象公开讨论或抛出一些想法,无非是希望问题被正视,进而被研究。马华儿童文学写作者与研究者更责无旁贷。畅销是现象,现象底下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有一点须认清的是,吸引人的未必是好的,畅销作品并不等于优秀作品。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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