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关养生】
作者按语：首先要澄清的是，关于武汉肺炎，到今天我们还是知道得太少，谁也无法预测得准疫情的未来走向。这篇文字不从医疗的角度来建议读者要如何防疫，也不妄加建议防疫工作应该如何推行。
2020年，农历庚子鼠年前夕，为了控制疫情，中国武汉率先封城，其他城市也陆续发出停运通知。
随着各地传出确诊新病毒的入口个案，全球舆论也聚焦于武汉疫情，社交媒体更是人人争着发表意见。各种五花八门的言论百花齐放，其中不乏因为意见向左而引发口水战。
瘟疫对社会文明的影响
这场发源于武汉的新型传染病，其病原如今被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为了方便读者，这里暂且称之为武汉病毒） 。此病毒可引发严重肺炎，估计2019年12月初就有人发病，12月下旬开始出现大量病患。
中国当局于2019年12月31日通报世界卫生组织（世卫），2020年1月7日中国科学家分离出致病的新病毒，五天后，中国科学家和世卫分享了病毒的遗传密码，让全世界的顶尖实验室得以开发试剂，以诊断被武汉病毒感染的人。
由于此疫情还在发展中，我们很难准确预测其未来走向及发展。因此这里不谈武汉疫情的生物学及医疗面向，而着重于讨论瘟疫对人类社会及文明的影响，以及文明如何面对瘟疫。
回头重温SARS事件
1969年，美国的首席公共卫生官 （Surgeon General of United States） ，乐观地宣布医师可把传染病教科书收起，因为人类已经战胜传染病。1979年天花在全球被扑灭，医学界更是信心满满认为传染病即将成为历史。
80年代，爱滋病粉碎我们的过度乐观。随后每隔几年，各地总会发生一些传染病。这些疫情可大可小，有些是我们熟悉已久的微生物，有些是新兴病原 (即首次在人类引发感染) 。
步入21世纪，2002年11月便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 （SARS） ，这场记忆犹新的瘟疫，今天在武汉病毒施虐的时候，常拿来做比较。
如今尘埃落定，回头重温SARS事件，我们可以反思许多课题，也可以让我们思考面对未来新疫情需要的考量。
2002年11月，中国广东省开始出现严重肺炎病例，但直到隔年2月11日，中国才通知世卫，那时当地医院已处理305宗不寻常的肺炎。
2003年2月尾，一名美国商人从中国经过新加坡飞抵越南的河内，染上严重肺炎，后来不治而死。当时身在越南的乌尔巴尼医师 （Carlo Urbani） 医治这位美国商人，他认为这是新型传染病，就通知了世卫 。
乌尔巴尼也经由此病人受到感染，3月下旬在曼谷患上肺炎而死亡。他成了SARS 最著名的医疗界殉道者，后来发现SARS冠状病毒时，曾有人建议以他来命名。
世卫于2003年3月12日发出全球警戒，然后联络世界各地的重点医院、实验室及专家来共同应付这场新瘟疫。3月26日，13个国家的几十个医师和专家通过网络通讯，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虚拟巡房”，在网上即时讨论病情，第一时间交换最新的资料和进展，不断更新治疗病患及防疫指南。
同时各地的科学家和实验室也和时间赛跑，终于在2003年4月16日宣布分离出致病的病毒，也破解其遗传密码，这个新型病毒如今被命名为SARS冠状病毒 （SARS-CoV）。
除了中国，最后有17个国家发现SARS病毒感染案例，其中四个超过100个案例的重灾区是香港、台湾、加拿大和新加坡，死亡率都超过10% 。
全球从2003年3月进入警戒状况，世卫和各国纷纷用尽防疫措施来切断感染。2003 年5月过后，案例开始减少。2004年5月在中国诊断最后9个案例，然后SARS就销声匿迹。这场瘟疫，全球8000多人受感染，774人死亡。
二十年前的这场瘟疫，教会了我们什么？最重要的是，如今面对武汉病毒及将来的新瘟疫，它又可以教会我们什么？
防疫新工具：分享资讯技术
SARS事件是21世纪的第一场全球瘟疫。2002年的社会背景是，中国大量人民脱贫，许多人在城市生活，同时全世界的航空网络非常便利及广泛。
自古以来，瘟疫的温床就是拥挤的人口加上容易散播的网络。古典的瘟疫场景是战争 (大量移动的军队) 及贸易 (商人进出人口众多的商业中心) ，瘟疫现代的完美舞台就是大城市的大量人口，加上快速便利又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尤其是航空业。
但SARS有个前所未有的背景，那就是用分享资讯的技术。从中国通知世卫那一刻起，联讯技术得以让世界各地的专家及实验室在第一时间连线，用最短的时间蒐集资料，尽快拼起瘟疫杂乱无章的拼图，短短两个月后就揪出病原，接着开发试剂，得以诊断和找出受感染的人，然后再尝试切断感染途径。
这个从前没有的技术，是21世纪防疫的新工具。
检疫和隔离的局限
人类自一万年前开始农业文明，瘟疫就阴魂不散追随。几千年来，历史上一场又一场的瘟疫，人类从来不知道感染源是何物，要等到19世纪末细菌学的兴起，才得知瘟疫乃是由微生物引爆。
黑死病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大瘟疫之一，尤其是14世纪蹂躏欧洲的那一场大瘟疫，但要经过无数次鼠疫，五百多年后的1894年，科学家才得以分离出导致黑死病的细菌。反观SARS事件里，全球科学家在网上通讯合作，只用了两个月便可以把一个新型病毒分离出来。
然而在先进的通讯及生物医学科技的21世纪，各国依然祭出千百年来政府面对瘟疫的杀手锏，那就是检疫和隔离。机场设立严密监控，检验从疫区入境的乘客，体温超标的被隔离做进一步检查，同时也追踪和患者有过接触的人们。
确诊的人被带入医院进一步隔离及治疗，高风险群体被当局下令在家里自我隔离。虽然表面上是自愿隔离，但有些个案形同软禁，当局会派执法人员突击或打电话到家里检查，有些地方甚至装上监视录影机 。
检疫和隔离，单靠诚信和自愿，很难得以有效推行，因为这违背人类的天性，即面对灾难时都想尽快离开现场。希腊和罗马的现代医学老祖宗希波克拉提斯 （Hippocrates）和盖伦 （Galen）当年对瘟疫开出的药方，是拉丁语里的Cito, Longe, Tarde，也就是快逃、远走、慢归。
强制将可能带有感染病原的人隔离，及不让灾区里的人离开和不让灾区来的人入城，这是14世纪时意大利港口城邦的政府动用法律，甚至军警的力量来达成的。由于这违背一般人的天性，因此肯定要靠政府的立法、政治及强制手段来推行。
这种隔离防疫措施是采取强硬手段，侵犯了个人权益，因而是严酷的措施。当然，在瘟疫成为危机面前，你我是否应该还拥有人权，那是从古至今都没有答案的难题 。
SARS消失得快速
SARS案例在半年的时间就开始大量减少，一年半过后就完全受到控制，是哪一个机制在此立下更大的功劳呢？
资料分享及医学科技进步固然让世卫得知致病的新病毒，然而并未开发出有效的疫苗或寻获特效药，因此对于个体病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对于切断社会的感染链也没有什么影响。
表面看来，检疫隔离是有效的，毕竟这些瘟疫措施似乎得以切断感染链。但其实多年来的医学评估，依然无法下定论隔离，尤其是非自愿的强制隔离（例如封城）的整体效果有多好 。
美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世界，个人权益观念还未发展出来，几百年来应付黑死病的防疫措施就是封城，甚至对逃离者还格杀勿论，但黑死病还是照样施虐几百年。
SARS何以来得如此凶猛但也消失得快速？到今天依然是个谜。其实历史上许多神秘感染都来去如风，有些只是昙花一现，有些会反复短暂出现。很多时候，或许因为人类并非这些病原的自然宿主，只是病原一时意外跨越物种感染，故经过一段日子后就自然在人类群体中消失。
每个生命当然都是无价，但若以感染及死亡的人数来评估，SARS其实对于人类生命的冲击相对的小 (伊波拉病毒导致至少1万多人死亡，1919年流感大流行导致几千万人死亡) ，SARS带给这世界的是另外一些巨大、长远、正负面皆有的冲击。
正面的是，防治SARS是第一个非常成功融合现代全球化生物医学、数据科技及通讯方式的个案。微生物 (尤其是病毒) 有快速突变的能力，如今人类藉由以上的技术，能够在速度和病原一较上下。
故事当然不会因此而结束，这是个红皇后的世界，病原一直在演化，即使科技更进步，人类和病原的互动与竞争依然停留在原地。瘟疫不会消失，总有一天会回来，武汉病毒和其他微生物一样，见证着红皇后假说 。
负面的是，检疫隔离依然需要以高压手段来推行，因为自愿隔离毕竟说易行难。瘟疫来袭时，往往首先消失的是信任，对体制、专家、社群、邻居，甚至家人的信任。
寻找代罪羔羊和污名化特定群体，是瘟疫的高压之下必然的产品。多伦多在SARS 肆虐期间发生不少中国/香港人被排斥及仇视的事件，今年1月26日，加拿大证实发现武汉病毒个案，SARS期间的种族歧视就马上重演。
另一个负面冲击是民生及经济，这和检疫隔离是一体两面，尤其是在经济全球紧紧相连的年代。香港在SARS期间几乎变成一座死城，新加坡是另外一个受到极大冲击的国家 。
导致民生及经济倒退
今天的武汉病毒事件，肯定对许多国家带来极大的经济冲击。中国当局甚至一口气封了十几座城市，无论对疫情控制的效果如何，这个非常手段，肯定没几个现代国家敢放胆实行。
可以预见的是，这个决定会对武汉等城市的经济和民生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倘若这策略对防疫无效，或武汉病毒最终像一些过眼云烟的疫情对人命的冲击微乎其微（暂时还未知武汉病毒的完整冲击），那这个防疫手段的害处将大大多于病毒带来的灾害。防疫措施导致的民生及经济倒退，带来的伤害往往比疫情更大，影响也更长远。
恐慌导致医疗资源崩溃
1918/9年流感在全球大流行，正值一战年代。当时许多医疗资源都投入战场，那场大流行让医疗资源在已经吃紧的情况下百上加斤。
当时许多人有点症状就往医院跑，把医院挤爆，导致不少轻微或是非患上流感的人，在医院得了交叉感染，更导致需要重度照顾的病患因为医疗资源崩溃而无法得到适当的照护。
SARS期间，其中一大感染源头就是医院，之后的医学文献回顾SARS事件，发现 58%的案例是在医院里感染的 。
随着民众的恐慌增加，可预见的是会有更多人利用医疗资源，虽然如今世界并不像1918年时处于战争时期，但这十多二十年，随着医疗商业化，公立医院已经负荷过重。瘟疫来袭时，公立医疗系统还有多少承担能力，其实是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反思及检讨的重要课题。
资讯病毒占据人类思想
2019/2020年的武汉病毒，有个SARS及之前瘟疫没有的新现象，那就是社交媒体及智慧手机的崛起。面子书和推特分别在2004及2006年出现，苹果手机于2007年推出，安卓系统在隔年开发，跟着价格可负担的智慧手机及移动无线上网配套开始普及。
这些技术普及让大众得以打破传播由媒体专业人垄断的局面，如今只要手有一机，人人都可成为记者，也可成为速成专家。2009年通讯软体WhatsApp出现，让消息散播更是如虎添翼。
现代人一早醒来，就可通过手机获得最新消息，然后拇指一按，就毫无限制转发。资讯原本该是力量，然而今日的问题是资讯太多难以消化，于是标题党、懒人包和内容农场就理所当然的填补这个空隙。
武汉病毒疫情见证了这个新局面，科学家忙着寻找病原及当局忙着防疫之馀，还要面对在社交媒体及通讯软体上，无数网民排山倒海的半真半假资讯。在面对生物病毒的挑战之际，一个资讯病毒正在更快速地形成瘟疫，席捲无国境的网络世界。
武汉病毒事件开拓了防疫的新章节，除了面对生物的基因（gene） ，也要面对人为的弥因 （meme） 。
科技发展让我们得以在红皇后竞赛里和生物病毒竞争，加上人类并非武汉的自然宿主，最终此疫情极可能将像SARS一般销声匿迹。然而人为的资讯病毒和弥因，其自然宿主就是人类，其传播目的就是为了佔领最大数人的思想。
网络英语里的viral恰恰诠释这个现象，假资讯之弥因才是真正的新兴病毒，正在全世界引发一场大瘟疫，极大可能将像黑死病一样，人类将需要用上千年的时间来和此人为瘟疫拉锯。
武汉瘟疫，让全世界的科学界体会及见识中国高端的现代医学及科学知识和技术。科技的威力让新型致病病毒在一两个星期内就被揪出真面目，这是瘟疫史上前所未有的记录。
然而，我们也看到最初的政治决定是隐瞒病情，到后来事态严重才公开。隐瞒，和检疫隔离一样，也是多数政权面对瘟疫的屡试不爽的传统措施。
面对每一场瘟疫，我们会发现科学并非决定政策的最终考量。科技可以让我们快速接近真相，但科学家和技术官僚的专业发现及建议，往往会因为各种政治考量而被当局隐瞒及忽略。
与此同时，公众在恐慌之中，容易堕入猎巫及寻找代罪羔羊的陷阱。出于民粹考量，当局也往往顺水推舟做出一些没有良好证据支持，而且充满污名、歧视及排外的非理性决策。
瘟疫总会过去，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当瘟疫消失后，大家又回到歌舞升平的日子，彷彿这是世界的最后一场疫情。等到下一场瘟疫回来时，处于恐慌及惧怕，21世纪的人们又慌张拿起手机，吸收和传播不实的消息，再施压政府祭出传统、严酷但却从未被证实过有良效，甚至有反效果的防疫措施。
翁诗钻毕业于马大医学系，和死神拔河第二十三个年头，深感生命朝夕无常，对医学没有幻想，只能脚踏实地赚一份薪水。但愿以后墓志铭上刻的是——一个曾经医治过人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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