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威权治理的防疫

傅向红

【漫遊之眼】

今年一月底农历新年前夕,中国正式发出2019冠状病毒会人传人消息,随后两个月病毒即传遍全球,并导致欧亚多国陆续封城或锁国,严重者社会经济陷入瘫痪。

三种防疫手段

这两个月来,各地区的防疫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手段。中国一开始否定国内有出现高度传染的致命病毒,甚至打压任何有关该病毒的消息,但在一月底却大逆转,宣布封锁疫情严峻的武汉,限制一切商业、经济、社会活动,同时采取高度介入民众日常生活的压制(suppression )或防堵(blocking)防疫政策,这是第一种防疫手段。

邻近的韩国、台湾和香港虽然没有采取极端的封城和冻结社会经济活动的策略,但也同样以压制或防堵策略,积极追踪和快速检测高风险群,这是第二种模式。

反倒是欧洲和美国,大致上采取比较松懈、低介入的减缓(mitigation)防疫措施,鼓励轻症状者居家自我隔离,民众生活的日常性不被打断,商业、经济、社会活动如常,这是第三种防疫策略。但近日感染案例和死亡率快速上升,欧洲许多国家也纷纷转变政策,改以压制手段,逐步宣布封街、封城甚或锁国。

冀国家介入换取安全

各国防疫手段虽有差异,但面对极端的危机,很多国家的民众似乎都期待、接受、支持,甚或主动敦促国家加强社会介入,愿意让防疫打断生活的日常性,牺牲个人自由,以换取社区的共同安全。

比如英国和美国,疫情日益严峻,民间反而先于执政者发动维持社交距离,并要求国家更积极介入防疫。特别是到了三月,中国、韩国和台湾的策略都显得有效压制病毒扩散,欧洲和美国反而纷纷失守,不禁让欧美部分民众施压政府仿效东亚,实施强制保持社交距离。不过,欧美仍有一部分民众继续歌舞升平,不怕感染风险,坚持到人群高度聚集的演唱会、酒吧寻乐子。

政变导致行政真空

至于马来西亚,在防疫光谱上属于哪一种呢?虽然二月底遭遇不合时的政变,所幸公共卫生体制还算健全,即使没有政务官(即卫生部长)指挥,卫生总监和卫生部其他事务官仍能照常执行防疫任务。

马来西亚的防疫手段,一开始是以第二种防疫模式为主,即防堵病毒扩散,积极追踪检测曾经亲近确诊案例者,但不冻结商业、经济、社会活动,疫情一直保持在安全水平。

然而政变期间,国家行政出现真空,疏于防范大型集会,导致新增感染案例在三月中急速上升,连日出现单日三位数的新增案例。

新政府于是在3月16日颁布限行令,3月18日至31日期间锁国及封城两周,要求所有民众居家自我隔离,并冻结商业、社会、宗教活动,包括宣布各层级学校停课,可以说是转向第一种防疫手段。然而,毕竟国家不同,资源、制度条件有异,马来西亚采取第一种防疫手段,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限行令不协调激发反效果

防疫其实属于高度专业的公共卫生领域,但实际的防疫活动,往往颇受专业与政治的关系所影响。限行令颁布之初,很多实施细节显然缺乏透明和安排,似乎没有咨询防疫专家的意见,不同政府单位之间缺乏沟通协调(比如国家安全理事会和内阁部门之间),各种相互矛盾的政策和乱象相继出现,其中包括是否允许民众在限行令期间跨州移动、是否允许住校的大学生返乡等,多次出现逆转。

原来要强制保持社交距离的政策,反而导致大量民众前往车站抢购回乡车票,提升集体感染风险。由于限行令缺乏实施细节,民众很自然地填补自己的想象,抢购潮可以说是对政策不确定性做出的回应。后来政府才公布餐饮业、超级市场和食品医药制造业将照常营业,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无须囤积食物和用品,但只允许食物外带不允许堂食。

不过,限行令第一天马上又出现新指南,只允许拥有店面的饮食贩商营业,不允许露天和路边饮食摊营业,后来甚至缩短百货商场的营业时间,可以购买食物、用品的选择和时间变少,人群自然而然地又集中到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再一次背离维持社交距离的政策目标。

再者,口罩是这次抗疫的关键配备。政府一开始就鼓励民众佩戴,但由于缺乏策划和协调,大量民众抢购口罩导致口罩短缺,影响在前线抗疫的医护人员的安全。后来政府改变策略,呼吁民众不必佩戴口罩,但却没有向民众解释政策为何转变,反而引起误解和民怨。

 动用军队维持威权

虽然2018年经历过一次短暂的政党轮替,马来西亚政体大致上仍然维持威权特性。限行令之初,政府分派警队负责巡逻街道,劝止民众上街。限行令的第三天,国防部突然宣布将动员军人协助警察维持秩序。

由于刚经历政变,再加上一些惨痛的历史记忆,国防部此举难免引起民间诸多怀疑和猜测,包括引起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全国爱国者协会(Patriot)的质疑,但仍维持威权作风,没有公开向民众解释军人如何发挥防疫角色,决策极不透明。

至今,军警的主要任务是在不同路段设路障,质询路上民众出街的理由和目的,造成交通严重阻塞。与此同时,部分地区民众也许还不熟悉限行令,如常光顾市场,没有相互保持社交距离,这些地区非常需要有军警维持秩序,协助排队购买商品的民众保持距离,却反而不见军警的踪影,显示军警人力部署不当。

反观其他国家,军人发挥的防疫功能比较多元,包括为民众检测体温、搬运医药器材、协助政府搭建临时隔离所等,而不单是陪同警察街道巡逻。

 民众内化威权视角

防疫不只是医疗问题,也亟需民众配合,因此有社会心里面向。尽管政策不一乱象百出,大部分民众其实颇自律,自发运用各种通讯管道分享防疫资讯,呼吁大家居家隔离勿外出。

但也有民众矫枉过正,不仅替政府执行监督任务,在社交媒体严厉谴责、羞辱不遵守限行令的民众,甚至欢迎军警动用武力对付违纪者。

这些现象反映长期威权治理下,民众内化威权治理的视角,只重视扩大和遵从国家权威,把重大危机交由国家全权处理,解决自己内心的不安和焦虑,而不是反思国家权力的适当性。

反思国家该如何介入

面对2019冠状病毒疫情这样的极端危机,各国民众一般都愿意配合国家防疫,暂时牺牲个体行动自由,维护社群的集体健康。关键已经不是国家该不该介入,而是国家该如何介入?怎样介入才属合理?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政治伦理,比如国家干预社会的程度,也属于治理的难题,比如如何减少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伤害。

欧洲多国何以错失提早防堵和压制病毒的机会?可能是“进步”国家过度自信,不认为会被这一波疫情击溃,也可能是为了维护经济成长或避免过度干预民主社会原有的自由,但是其防疫策略已经从第三种转向第一种,是否会有效,恐怕要更长时间才能知晓。

中国一开始就采取极端手段,虽然有效防疫,但付出极大的社会和经济代价。马来西亚被迫从第二种防疫策略转向第一种,限行令或许对防疫有作用,但跟中国一样,恐怕得付出极大的社会和经济代价,包括严重的失业和产业倒闭问题。

限行令的第六天,政府已经宣布拨款5亿令吉给卫生部购买配备及1亿令吉增加一千名医护助手,这笔拨款是否能让马来西亚重回第二种防疫模式,尽早恢复社会、经济活动,有待观察。


傅向红,社会科学院讲师,专注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思考身体、疾病、公共卫生等议题。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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