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国家捉狹的个人：读《无国籍》
【世界阅读日】
那一年她二十一岁，拿着中华民国护照与父母自日本出发，到菲律宾参加台湾海外华侨聚会，回程中想顺道逗留台湾几天探望在那留学的兄长。抵达台湾后，拥有台湾户籍的父母顺利过关，一直认定台湾是祖国的她因没有台湾签证而被挡了下来，只好只身“回去”日本。
抵达日本后，检查其中华民国护照的海关人员说，她虽然拥有日本永久住民资格但入国许可证已经逾期，请她立刻回去台湾。最后日本方面借着程序上的便利给她解套，但短短几个小时被两次拒绝入境，夹在国与国之边境的她深刻体认“无国籍身份”的迷茫、恐惧，和一股莫名的愤怒。
她以为她是“回去”台湾，却差点连日本也回不去。家（国）在哪里是她一生的命题。
她是在日本土生土长的陈天玺，自小在父母和横滨中华街社区熏陶下，以台湾人自居。陈天玺父母分别在中国东北和湖南出生，在战乱中移居台湾，因缘际会又带着五个子女迁移到日本，并在隔年生下了老幺陈天玺。
这些复杂的历史渊源或许能够成为一些有趣的谜题——那陈天玺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陈天玺的父母是中国人、台湾人，还是日本人？
【世界阅读日】
那一年她二十一岁，拿着中华民国护照与父母自日本出发，到菲律宾参加台湾海外华侨聚会，回程中想顺道逗留台湾几天探望在那留学的兄长。抵达台湾后，拥有台湾户籍的父母顺利过关，一直认定台湾是祖国的她因没有台湾签证而被挡了下来，只好只身“回去”日本。
抵达日本后，检查其中华民国护照的海关人员说，她虽然拥有日本永久住民资格但入国许可证已经逾期，请她立刻回去台湾。最后日本方面借着程序上的便利给她解套，但短短几个小时被两次拒绝入境，夹在国与国之边境的她深刻体认“无国籍身份”的迷茫、恐惧，和一股莫名的愤怒。
她以为她是“回去”台湾，却差点连日本也回不去。家（国）在哪里是她一生的命题。
她是在日本土生土长的陈天玺，自小在父母和横滨中华街社区熏陶下，以台湾人自居。陈天玺父母分别在中国东北和湖南出生，在战乱中移居台湾，因缘际会又带着五个子女迁移到日本，并在隔年生下了老幺陈天玺。
这些复杂的历史渊源或许能够成为一些有趣的谜题——那陈天玺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陈天玺的父母是中国人、台湾人，还是日本人？
大时代背景下身不由己
事实上，在不同的时间点问同样的问题，往往会得到不同的答案。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恢复中日邦交，在日本生活的这一家人的国籍即起了变化。
客观上，他们的台湾籍不被日本政府承认，必须在归顺日本申请日本户籍或把国籍从中华民国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作出选择。
然而，陈父因成长背景和自身意识形态信仰之故，没有当上日本国民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最终选择了无国籍这个选项。
陈家的经历不是孤立的个案，许多人在大时代背景下身不由己的“被放弃国籍”，这些抉择深刻影响了许多家庭的生命故事，也成就了《无国籍》的出版，一本陈天玺记述她成长经历的自传故事。
这本2005年出版的日文书籍后来被译成中文版《无国籍——我，和那些被国家遗忘的人们》，2016年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
何谓民族？认同基础是什么
第一次拿起这本书是逾一年前的事。当时马来西亚迎来第一次政权轮替，正值统考议题沸腾之时，许多讨论聚焦在国家与民族课题，推动了一波国族身份的讨论，社会契约、国家认同等辞藻又一次一次被论者挂在嘴边。
《无国籍——我，和那些被国家遗忘的人们》封底对书本的引介吸引了我：何谓国籍？何谓民族？认同的基础又是什么？这是面对国家与历史，深入思考与实际体验的真实故事。
我期待书本能够直截了当给我一些明确的答案，但读到的是作者身为无国籍人士的成长故事。
陈天玺在书中分享自己的在神奈川县横滨中华街（亚洲最大的唐人街）出生与求学的经历，尔后又谈到如何进入大学、深造和踏上研究员之路。
这看似再平反不过的个人经历因为“无国籍”身份而让人读出各种滋味。读到她因所就读的是民族学校，只能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市或区的排球比赛，不能以实力进入决赛时，你看到一个孩子的失落。
读到她经常被日本高中老师叫起来用中文朗读汉诗给同学听时，即便知道老师没有恶意，心里却莫名地排斥和难过。
自呱呱坠地，无国籍身份就是特殊存在，陈天玺在土生土长的日本永远成为一个“他者”。无论在升学、就业，甚至谈恋爱，陈天玺都被“无国籍”的身份所牵绊，文字中总充满无法融入日本社会的寂寞。
关怀其他命运共同体
也因着对日本社会的疏离感，陈天玺很早确立想要离开日本奔向世界的想法。然而，当她在洛杉矶短期游学中，发现自己宣称为中国人，却只知道日本流行文化而对中国流行音乐一无所知；在香港留学面对同是中国面孔的同胞，却因语言隔阂而无法沟通交流。
甚至当她前往联合国应征，也因为无国籍身份而被拒门外，仿佛世界没有她的容身之处。这些经验一再给她带来文化冲击，让她陷入身份认同的矛盾，却也引发她对国籍、国家、国境、民族、国家认同等命题的省思，更促使她一头栽进无国籍者相关的研究。
陈天玺现已是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学部教授，已经入籍日本。她从对自身处境的省思，再延伸至对其他命运共同体的关怀，让她的自传故事透着一种温度。
她在书中除了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记载各式各样因为不同原因而成为无国籍者的案列，当中包括出生在前美军基地日本冲绳的美亚人（美国人与日本人生下的孩子）、因社会主义政权离国的白俄罗斯人、因父母失踪而被收养的小安德烈、没有合法婚姻关系的日籍父亲与外籍母亲的私生儿等等。
书里没有长篇大论探讨什么是国籍、什么是国家，但她何尝不是用生命的实际体验见证历史与国家对生命的操弄。就像她在书中所说的，无国籍人士最深切感受到国家、国境、国籍之威力，而且是被愚弄、承受着恐惧而生存着。
国家奠下排外结果
相较其他无国籍者，陈天玺还是“幸运”的，可以凭着经济能力和知识的力量掌握话语权，进而投入关注无国籍人士研究与运动。而那些还在我们社会中暗处的身影，何曾有机会述说自己的生命漂流？
国籍是客观存在，是国家主权操作下被赋予的身份，并伴随着权利，在国际上受到外交保护。没有人可以在不受承认之下自称是哪一国的公民，但国籍的界定虽然遵循几种规范，但也不是绝无争议，并随着政治板块移动、人类的迁徙、战争和移民政策的改变而有所变化。
“他者”之所以存在，是国家政策以公民利益优先的排外结果，是生活环境中排挤异类的人性作祟，也是自身对无根状态的一种疏离体认。
阅读《无国籍——我，和那些被国家遗忘的人们》那些充满无奈故事总叫人忍不住叹息，那是一次次对生命被历史与国家操弄的见证。但我们的社会不正是缺乏这些故事的喂养，而理所当然地捕风捉影，建构对“他者”的想象与偏见吗？
苏淑桦，社会主义党全国财政，希望政治在现实生活中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成为真正的众人之事。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按维基百科资料：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4月23日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或世界书籍与版权日）。汉译另有世界读书日、世界阅读日、世界书香日诸种。
1616年4月23日，塞万提斯与莎士比亚辞世。4月23日也和其他一些伟大作者的生卒有关，诸如纳博科夫、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莫里斯图翁（Maurice Druon）、何西布拉（Josep Pla）与曼努埃尔巴列霍（Manuel Mejía Vallejo）等。
是故，以4月23日向书籍及其作者致以敬意，成了联合国大会的自然之选，以此鼓励年轻人，乃至每个人发掘阅读之乐，并尊重促进人类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