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蔓延时的隐性受害者
【无关养生】
2019冠状病毒疾病（2019冠病）自2019年末从武汉爆发，四个月后感染了将近312万人，导致21万7164丧命 (截至4月29日下午1时15分) 。
二月时，疫情中心是中国、韩国、意大利及伊朗。自三月起瘟疫急速转到西欧和美国，来到四月最后一个星期，西欧和美国的病例佔了世界七成，死亡个案更是佔了八成以上。
2019冠病在几个月里的感染和致命人数，无疑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来最严重的瘟疫，加上现今资讯快速广传及唾手可得，因此分外引人瞩目。
随着疫情横扫全球，各国政府纷纷推出防疫措施，其中或多或少都祭出人流和行动管制，从强硬的武汉式封城，到较软性的限制大型集会及商业活动不等。
【无关养生】
2019冠状病毒疾病（2019冠病）自2019年末从武汉爆发，四个月后感染了将近312万人，导致21万7164丧命 (截至4月29日下午1时15分) 。
二月时，疫情中心是中国、韩国、意大利及伊朗。自三月起瘟疫急速转到西欧和美国，来到四月最后一个星期，西欧和美国的病例佔了世界七成，死亡个案更是佔了八成以上。
2019冠病在几个月里的感染和致命人数，无疑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来最严重的瘟疫，加上现今资讯快速广传及唾手可得，因此分外引人瞩目。
随着疫情横扫全球，各国政府纷纷推出防疫措施，其中或多或少都祭出人流和行动管制，从强硬的武汉式封城，到较软性的限制大型集会及商业活动不等。
仍难定论最佳防疫方案
这次瘟疫出乎预料地广泛流行，加上近二成病情严重患者需要重症照护，导致世界各国都以切断感染链作为防疫重点，同时也启动增强医疗资源，以应付预料将陡增的医疗需求。
鉴于未有特效药及疫苗，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皆把重点放在切断感染链，因此限制民众交流成了防疫重点。简单来说就是暂停社会活动，要人民尽量呆在家里。
如今瘟疫还处于蔓延阶段，很难定论最佳防疫方案为何。瘟疫的自然过程大约都顺着同个模式，即是缓慢开始，然后进入触目惊心的加速期，再过一段日子后回缓。
在加速期时，各国的抗疫政策一般会转向强硬，直到疫情缓和。许多人不免会做出简单的结论，认为强硬、甚至严酷手段才是控制疫情的唯一办法。然而相关不一定代表因果，瘟疫缓和其实可能纯粹乃瘟疫之自然走势。最佳的抗疫手法为何，尚需要时间和证据来证明。
造成医疗资源挤兑
瘟疫蔓延时，很多人都紧盯着网站不断更新的数据，国人也每天五点钟守在电视机前，等着卫生总监公布疫情进展。每个案例和生命，不应只是一个数据，因为每个人都是他们亲朋戚友的无价之宝。故瘟疫快速蔓延时，政府推出表面上最有效的防疫措施，是无可置喙的举动。
除了直接受到病毒感染的患者，各种抗疫措施，其实也导致很多人成为隐性的受害者，这就是所谓的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多数国家祭出两项措施：封城和囤积医疗资源。因为无法预测病情走向，政府推出类似封城措施来压平曲线 （Flattening the curve） ，以减少短期内感染的人数，同时藉机扩充医疗资源来应付疫情。
此举一般上转移原本的资源，把既有的床位、物资和人力调去为瘟疫做准备，此举肯定挤兑其他病患的需求，也压缩治疗其他病症的资源。在日本，报导说有发烧的病人在东京被80家医院拒收，门诊病患也需要寻找40家诊所才能获得治疗 。
英国在病情陡然大量蔓延时，也转移资源兼赶工建立所谓的南丁格尔医院（用来应急的医院）。医疗界出现批判的声音，指当局囤积医疗资源，但新医院只有30 名病患，导致其他病患在原有医院的治疗机会被挤兑。
这些都是瘟疫蔓延时，因为疫情不确定导致的医疗资源错置，代价极大可能是其他病患的死亡率会飙高。英国就有流行病专家预测在未来六个月，癌症和心脏病患者的死亡案例会大幅度增加。
边缘群体成最大受害者
封城措施导致经济停顿，最大的打击是低收入的日薪人士，还有自僱及做小生意的人。这些所谓手停口就停的群体，其实为数不少，在一些国家甚至佔了大多数的劳动力。
这些最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Vulnerable groups），是大都会贫民窟的移民、外籍劳工及弱势群体。他们的经济能力薄弱，也缺乏足够的储备来度过经济寒冬，再加上备受歧视及边缘化，往往无法获得足够的社区支援。
英国数据显示，在2019冠病瘟疫时期，黑人、亚裔和少数族裔群体 （BAME, black, Asian and minority ethnic groups）是死亡率最高的群体。这些社会的边缘人是瘟疫及其应对措施的最大受害者，更不用说在很多国家大都市里连身份都没有的非法移民及被贩卖的人口，他们受到的双重伤害更大。这些人在城市人口或瘟疫受害者的数据里，都没有存在的空间。
贫穷、匮乏和不平等，是疾病及短寿最大的根源。因贫而病、因病而贫及因贫无法就医，最终导致弱势群体成为这场瘟疫的最大受害者。现代社会最大的弔诡和悲哀，就是最大的受害群体，宛若社会的隐形人，备受忽略。
另一个潜藏在角落的受害者，是惨遭家暴蹂躏的群体，大多数是女性与小孩。在平日有暴力倾向的家庭成员并非整日都呆在家，受害人往往也藉由工作或上学，避开和施暴者在家里朝夕相对。
多国强硬执行行动管制，这些善意的抗疫措施却可能导致有些家庭成员被逼迫堕入地狱之路。一整个月下来关闭在家里，不少国家传出激增家庭暴力事件，有者甚至导致受害者受虐或自杀而死 。
家庭破碎的小孩不只是曝露在家暴的威胁下，学校长期关闭也导致很多贫困小孩失去学校提供的免费早/午餐 。当局关闭学校几个星期，许多弱势群体的小孩，除了因为经济及数码鸿沟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在网上学习，他们还必须挨饿及可能被暴力以待。生理、心理及文化的边缘化及创伤，肯定会对小孩的未来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孤单老人是现代社会的常态，许多空巢老人期待孩子周末回家和他们短暂相聚，但瘟疫蔓延和行动管制双管齐下，切断无数孤单老人的寄托。再加上老人在这段期间，无法在社区做运动及和朋友喝茶聊天，对他们的生理及心理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把老人家关在家中六个星期，其实就像断了髋骨一样让他们无法行动。孤单和久坐不动的生活，也是老年人生理和心理健康的致命杀手。
警惕政府权力膨胀
还有一个受影响特别广泛兼深远，但往往又被很多人忽略的群体，其实就是普罗大众。虽然一般上类似封城的措施是切断2019冠病感染链的必要做法，但韩国的经验显示出强硬控制行动并非必要，而是利用人均手机在世界居冠的优势，以应用程式来定位及追踪确诊案例，再广泛即时发布资料给公众。
随着韩国模式取得成效，多国也逐渐跟进，用数码和通讯科技作为对抗瘟疫的措施。此类措施虽然有效，但是否会过度侵犯个人隐私权，是个非常值得深入去探讨的课题。
德国经历纳粹时期及二战后东德的秘密警察年代，对于个人隐私权异常敏感，民众大力反对政府原本建议的强制要求电讯公司分享流动电话用户的行踪。随着疫情逐渐吃紧，政府同时也把强制修改为用户自愿分享资料，赞同用科技追踪公众来抗疫的人数也开始增加。
在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个人的权益难免要做一些牺牲。但瘟疫总有一天会过去，到时候掌握大量公众资讯的当权者，是否自愿放弃这个异常有效的管理工具，却是谁也说不准。
许多极权政府肯定食髓知味继续监视人民，不少民主政府恐怕也不想放弃这把魔杖。以公共卫生及公众利益做为出师表，人民很容易接受政府的权力膨胀。当监视做为有效的治理工具变成常态，普罗大众也许不知不觉、甚至授权给当权者把奥威尔小说《1984》想象的情景转换为现实。当每个人都默许成为被监视者，每个人都不自觉的成为隐性受害者。
2019冠病会如何发展下去及如何退场，现在谁也说不准。将病毒感染的直接受害者减少到最低，是眼前的当务之急。然而我们必须谨记每一项抗疫措施，都是一种利害相冲的取捨，也必定会有非预期性后果及其带来的害处。
当权者必须谨记无论带来伤害的原因为何，每一个受害者都是受害者，政府的责任就是将长期及短期灾害减到最低。人民也应该警惕，非常手段只可在非常之时应用，同时也要预防过度滥用。
各方都应该尽力援助每一个因为瘟疫和政策而受害的人，同时也必须防止在疫情缓和后，严酷及侵犯隐私的措施遭无限滥用。
翁诗钻毕业于马大医学系，和死神拔河第二十三个年头，深感生命朝夕无常，对医学没有幻想，只能脚踏实地赚一份薪水。但愿以后墓志铭上刻的是——一个曾经医治过人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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