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态的压抑与反击：在《鼠疫》发现柯塔
【欣闻別音】
我在心境明亮时读《鼠疫》，并没有发现柯塔。
大概是前年的事了。读完小说，塔霍光辉的人性闪烁发亮，他对死刑的关切与反抗，正好赶上国会那一季“废除强制死刑”的辩论。而柯塔，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可怜人。
柯塔以企图自杀为故事的开始，以杀害街上无辜的人为故事的完结；他终始只是一个“害了瘟疫”的不幸的人，让人记挂，或让人遗忘，像大部分在这场传染病底下死去的人一样。
【欣闻別音】
我在心境明亮时读《鼠疫》，并没有发现柯塔。
大概是前年的事了。读完小说，塔霍光辉的人性闪烁发亮，他对死刑的关切与反抗，正好赶上国会那一季“废除强制死刑”的辩论。而柯塔，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可怜人。
柯塔以企图自杀为故事的开始，以杀害街上无辜的人为故事的完结；他终始只是一个“害了瘟疫”的不幸的人，让人记挂，或让人遗忘，像大部分在这场传染病底下死去的人一样。
疫情当下重读《鼠疫》
谁也未曾预料一场全球感染病，把我们一网横扫到《鼠疫》的情景里。3月17日颁布限制行动令，随即将我们推进一场搏斗：看不见的病菌、未能跟上脚步的防疫政策以及愚昧自私的人潮。
让人愈加疲以应对的是，如何劝说活了六十余年的父母，抛开他们吃盐的人生经验，谨慎面对面貌已改的当下。沟通往往撕裂成一场骂架，尤其对埋头工作枉顾生命的父母以及促成他们培养出这种人生观的社会环境，更让人心生灰意。
此时重拾卡缪的字句，心情碰撞非常强烈：
“我们的市民工作勤勉，可是仅仅只以发财为对象。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经商，而且他们的人生主要目标是——按照他们的讲法——“做生意”。当然，他们并不逃避那些比较简单的娱乐，比如做爱、海水浴、以及看电影等等。但他们也很聪明的把这些消遣保留到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而将一周中的其他时间用之于赚钱，赚得愈多愈好。傍晚，当离开写字间以后，他们在一个永不变更的时刻上，到咖啡馆里碰碰头，溜着同一条大马路，或者坐在阳台上透透空气。”
期待一场生活毁灭
“我已经上吊了，请进来。”
在一座缺乏时间与思想的城市，柯塔艰难地生活，在鼠疫刚冒起时自杀。不知从何面对救起后的人生退路，他希望“一场大地震”来毁灭目前的生活形态；瘟疫实现了他荒诞的想象——城市封锁，港口停运，市民毫无准备地被抛入分离、孤独与放逐感。
这份他在过去独自承受的精神苦楚变成众人共同分担的情感，柯塔带着重新活过来的希望欢呼：“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
柯塔在新的生活形态感受芬芳的自由，但这份舒适，时刻隐藏着他因自杀犯罪而随时会遭到警方逮捕的忧患。尤其在疫情越渐好转，柯塔的焦虑与不安让他再次隐藏起来。
“这是否说瘟疫不会改变任何事物，而本城的生活仍将如同往日一般进行，就像根本没有发生一样？”
他绝望地面对正常生活再次将他抛弃的窘境，疫情结束后走上轨道的司法将重新对他的自杀行为进行审判。这段期间他试图建立的友谊、自信与高尚的品格将毁于一旦。
既然地震无法毁掉司法的粗暴以及众人对他片面生活的胡乱评价，他在市民热烈欢庆城门重开的璀璨夜晚，拿起枪支横扫街上的人，欲同归于灭亡。
因为柯塔“內心赞成某种滥杀男女儿童的东西”（塔霍的评价），评论者或读者往往轻易将他归类为“恶的代表”。比起小说里的人物：站在前线救急的李尔医生、组织医药小组的塔霍、每日统计死亡人数的政府官员格兰、记者蓝伯以及潘尼洛神父的救生行列，柯塔置身事外的态度让他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局外人。
他长期伏处卧室，行径遮掩，性格沉默少话，与某些神秘的人来往，在一家廉价的餐馆吃饭，日常行为成为构成他犯罪的总和。
“人们会因为你没有在母亲葬礼哭泣而对你判下死刑的罪名”，卡缪于1940年写完第一部小说《局外人》后说道。此书的主角默尔索，在1947年发展成了《鼠疫》的柯塔。
对于自愿冒着危险参加卫生小组的市民，叙述者长篇幅议论为何他不愿过分夸大他们的牺牲，一如他不愿过分强调柯塔的恶行，形成善恶对立的壁垒。
柯塔被捕后李尔医生说道：“也许，想念一个罪人，比想起任何一个死人更为痛苦。”由此成了身兼叙述者的李尔医生编纂这部记录的使命，以悼念他们曾受过的不公以及曾做过的狼狈对抗。
瘟疫改变了什么
卡缪已完成他时代的叙事，我们的体验与感受还在慢慢摸索。随着限行令逐渐解封“回复正常生活”，实则心里亦有柯塔的恐惧——瘟疫是否未能改变些什么？关于事务的面貌、生活的方式与看事情的观点。
人们每天坐在家里盯着染病人数的攀升与跌落，死亡仿佛只是一组数字；待到疫情好转，政府为牺牲的人建立纪念碑，颁发前线英雄奖，我们再次回到最爱的餐馆大势庆祝。
未能亲眼见到的呻吟、折磨、挨饿与苦难，终究只是想象，事过就境迁。侥幸逃过染病或受经济封锁打击的人，骄傲的心态更是进一步“昇华”——就跟你说没事的嘛！赚钱比较重要，没钱你还能在这个社会做些什么！
另一方面，我们在疫情下意外地从工作筑起的生活城墙出走——塞车、打卡与上班，面对不公的体制，偶尔想要与人亲近的受挫，皆成为想要促使一场毁灭生活的念想，一如柯塔期盼的大地震。
骤然而降的感染病实现了奢望的妄想，感受期盼已久的自由，但体制实则并未消灭，它只是在潜伏，等待复苏的时机，重启对人们如常的剥削。
我实在不敢像柯塔一样激动地说出“鼠疫很适合我”——这番将备受批评和苛责的话。或许未曾如柯塔被某个执念所苦的人，大概难怀以同情之心来亲近与理解。（这反倒是另一种幸福，这样的幸福就不需要再多的文字来描述了。）
黄欣怡，台湾师范大学国文所硕士，大山脚日新独中校史专案执行员。好读书，专心做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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