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

人类具有丰富的心理状态，而笑或许是其中最难理解的。以心理学的解释来看，笑是作为情绪调节机制而存在的行为。产生笑的原因一般被分为三种：乖讹论（incongruity）、优越论(superiority）与缓解论（relief）。不过，一般人都不会认为这三种理论就能完全诠释笑的情况。

虽然笑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不过，在一些特定的社会情境当中，心理状态的多样性会逐渐消失，只保留部分，而通常保留的其中一项就是笑。这时候的笑反而就变得相当诡异了。

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如果我们试着根据上述三种产生幽默的理论来看的话，可以这么来说：在一个非理性、非道德的事物是社会常态的环境里，人们虽然在精神上保持着基本的理智、习性与情感，但是为了适应这种荒谬频发的环境，他们试图以笑来保持理智，麻痹情感的无奈，暂时脱离社会气氛。

简单来说，那就是需要释放产自社会氛围的精神压力。这样的社会注定是压抑的、荒谬的，因此需要依靠笑以作为认知上的“心理补偿”。

这样的社会情境存在过吗？我们以这个笑话开头，来谈谈一个在社会心理学上典型的案例，苏联：

勃列日涅夫和美国总统卡特在瑞士开会，休息时间两个人很无聊，就开始比谁的保镖更忠诚。卡特先来，他把自己的保镖叫进来，推开窗（外面是20层楼）说： “约翰，从这里跳下去！”约翰哭着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总统先生，我还有老婆孩子呐。”卡特被感动了，流着泪说是自己不对，叫约翰走了，然后轮到勃列日涅夫，他也大声叫自己的保镖伊万。“伊万，从这里跳下去！”伊万二话不说就要往下跳，卡特一把抱住他说：“你疯了？跳下去会死的！”伊万一边挣扎着要跳下去一边说：“放开我，混蛋，我还有老婆孩子呐。”

如果你对苏联社会有些许的认识，你会发现这个笑话的苦涩。美国保镖工作不成，家人生活困顿；苏联保镖工作不成，家人“被迫消失”（意思就是受威胁而死亡）。因此，美国保镖不能死，苏联保镖必须死。“我还有老婆孩子”从悲剧变成了喜剧。

活着玩笑，玩笑活着

荒谬频发的环境，任何的情感都显得苍白无力，笑是唯一的逃避与宣泄。如果你熟悉苏联的社会情况，你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苏联人并非不知现实的荒谬，但为什么他们70多年来，没有超越“微型革命”，实施更具体的反抗呢？

对于政治笑话研究的两种解释中，除了“反抗论”作为其殊相，政治笑话兼具所有笑话类型的共相：顺从论。我们说笑，有时候正是因说笑的事情没法改变，只好默默接受，以笑解愁。顺从与解愁在此相辅相成。

苏联时期的政治阶级划分严格，权谋者普遍腐败，民众生活艰辛难熬，社会上常出现各种荒诞的事件。面对这样的世界，除了认命，别无他法。说笑保持清醒是一回事，政治改革是另一回事。既然都笑完了，那就回家洗洗睡吧。

这样的社会心态依然延续至今天的俄罗斯。由此也能看出，一旦一个社会长期沉浸在压迫性制度与氛围的环境中，居于其中的人多数会习惯性地为适应环境以生存，而顺从社会上的各种情况。不论情况是好是坏，对他们来说，这一切都是达尔文式的“自然”现象，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

只不过，这并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是一种“生存意识崇拜”：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就会有好事的。这是一般人最容易感受到的，最浅白易懂的意识。不是系统的思想，而是直观的感受。

徐贲先生在著作《犬儒与玩笑：假面社会的政治幽默》序言里曾描写过顺从论的具体现象：亲戚后辈趁着自家女儿不在场时，就在他面前挖苦嘲笑学校教材，但是在辅导女儿课业时，努力按照教材的要求指导女儿。

这是一种明白人装糊涂的现象，徐贲借鲁迅的著作如此描述这种现象：难得糊涂。在他看来，压迫性制度里的多数人一旦长期“难得糊涂”，久了必然会学习伪装，形成一种“假面社会”的情况。“假面社会”的现象正是一种为适应压迫性环境而诞生的“自然”现象。

我的档案是真的，档案的我是假的

什么是“假面社会”呢？首先，“假面”一词所比喻的除了指向“伪装”、另一方面指向的是“附和”。两者作为行为同时存在于这种社会之中。以这两点为基础，“假面社会”所指的是一个社会集体为了适应压迫性环境产生的各种情况（无论有理无理），集体趋向于剥离个体的独立性，阉割个人意志，以此产生一种能在压迫性社会中继续生存的能力。

这样的能力较为突出的行为特征包括但不仅是：伪装、扮相、附和、群体行动、积极认可、消极应付、暧昧不清、私下嘲讽、权势者的放纵、无权者的犬儒……这些行为特征最后必然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主动的在人格上实施自我分裂。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案例能说明假面社会的具体运作是如何形成的，那就是个人档案的“制造”。

几乎多数曾经跟随苏联步伐的国家有一个惯例，那就是建立覆盖整个国家的国民个人资料档案库。罗马尼亚前政治犯兹尔柏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的第一事业就是建立档案……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人和事只存在于他们的档案里。我们的存在掌控在掌握档案者手里，也是由那些设立档案者们所编造的，一个真人不过是他档案的镜影罢了。”

姑且不论“社会主义是否必然会导致极权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是不是都会建立国民档案库”这个话题，在正常的情况下，几乎所有国家都会为了基础行政需要，建立国民档案库。一般上，国民档案的基本目的主要是做调查与记录，比如出入境记录、地区人口统计、基本的个人生活信息（已婚/未婚、男/女）等等。

然而，在极权主义与压迫性制度的国家，档案具有政治目的。除了基本的调查与记录，档案还能判定你的生死、你的生活遭遇、你的公民权利、你的存在意义等等一切和档案的基本功能毫无关系的事情。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一旦知识分子被贴上“右派”的标签，就会被无故流放下乡强制劳动，并被要求自我改造。当时的档案就是判定个人阶级身份与生活待遇的重要工具。假如你早期是知识分子，但是一旦你愿意接受“无产阶级的号召”，做自我改造，你的阶级身份可能由此改变，记录在案，为往后的生活待遇铺路，甚至你的孩子的未来因此得到改善。

各位若是看过在1960-1990年代期间中国翻译的外国著作，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一般在书本的“导读”或者“译者序”章节，章节作者总会说出类似于“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外国的思想”、“唯心主义的思想属于资产阶级”的话。他们是真心地相信这些话吗？

类似的现象依然存在于现在的中国。我特别记得一件事：有一类档案要求中国籍学生时不时需要填写由共青团发布的“个人思想”、“自我鉴定”档案。我的朋友常常会告诉我这是“过程序而已”。这句话已然说明他们一点都不相信这些档案具有任何意义，但他们还是照样做，还写得花俚胡哨的。

这些现象似乎展现了一种特定的社会样貌：为了呈现出政治认可的“档案自我”，“真实自我”逐渐被阉割，“假面自我”逐渐成形。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The Big Brother”会看着你，所以“假面自我”是社会常态，“真实自我”反而被掩埋起来。

这或许可以解释徐贲先生的亲戚为何做出如此可笑的事情：顺从社会规训，必然需要自我阉割。

只能做可笑的事，只能笑可做的事

假面社会的结果，乃是批判性话语的自我隐蔽。假面社会里的人并非不知道社会的荒诞，但为了活着，不能公然拆穿它。这就是政治笑话在假面社会的特殊情况：他们很清楚这是笑话，但是还是配合着上演。

这种情况下，政治笑话的批判性近乎消失，说笑话无法促成行动上的反抗，只是证明行动上的顺从。思想反抗而行为顺从，皇帝的新衣依然是最好看的。

也因此，在假面社会里开的玩笑，必然是现代犬儒式的玩笑。这样的“玩笑虽然包含着对某些事情的不满、愤慨和批评，但对改变这些事情却不抱幻想和希望。这种犬儒主义的玩笑自然也就无助于人们所抱怨的生活状态朝好的方向转化或变革。”（徐贲《犬儒与玩笑：假面社会的政治幽默》序）

我们会玩笑，但是笑了过后，我们又会做什么呢？

编按：顶端大图为中国画家岳敏君1996年的作品，题为《自由引导人民》。

黄贤鸿，大学生，休学中，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