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权戕害抗疫努力
【边城纪事】
去年三月中，在巫统、伊斯兰党与跳槽议员簇拥下上台仅两周的首相慕尤丁，宣布全国执行限行令（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一度将2019冠状病毒疾病瘟疫控制下来，慕尤丁更因抗疫有功而民望大涨。
直至九月中旬，马来西亚爆发第三波疫情，每日确诊病例持续四位数增长，每日感染人数、活跃病例和病殁者一度连创新高。在疫情失控数月后，2021年1月11日，政府方才如梦初醒，再度祭出两周限行令，企图故技重施，压平感染曲线。
【边城纪事】
去年三月中，在巫统、伊斯兰党与跳槽议员簇拥下上台仅两周的首相慕尤丁，宣布全国执行限行令（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一度将2019冠状病毒疾病瘟疫控制下来，慕尤丁更因抗疫有功而民望大涨。
直至九月中旬，马来西亚爆发第三波疫情，每日确诊病例持续四位数增长，每日感染人数、活跃病例和病殁者一度连创新高。在疫情失控数月后，2021年1月11日，政府方才如梦初醒，再度祭出两周限行令，企图故技重施，压平感染曲线。
不让地方分享权力
然而，与2020年的雷厉风行相比，这一次限行令2.0版较为宽松，林林总总数十个经济领域得以照常营运，希望能够在遏制瘟疫的同时挽救经济，却两头不到岸，广受批评。
更加惹人非议的是，就在慕尤丁宣布数州再度执行限行令隔日，国家元首接受首相劝告，颁布全国紧急状态，国州议会休会，暂缓一切选举。
每日病例连创新高几个月，医疗系统压力连番上升时老神在在，却在巫统逼宫而倒台压力日紧时，以紧急状态阻断政治竞争，舆论批评慕尤丁一切作为只为保住政权，着实有理有据。
回首去年九月沙巴州选后疫情升温，政府放弃隔离政策，断言有能力追踪病例，允许跨州跨县，倡议国内旅游以重振经济。直到年杪，仍然以不变应万变，高级部长依斯迈沙比里的每日汇报会，惜字如金，欲言又止，抗疫措施往往进一步退两步，收紧两天又再度放松，甚至一度明言不会再限制人民的行动自由，改采“防疫模范生”台湾式的自律防疫策略，可见当时政府已放弃大范围的限行措施来隔绝病例以阻断传染链。
政府的优柔寡断，成为瘟疫的突破口，就此一发不可收拾。这其中的关键因素，乃是因为联邦政府将权力紧握手中，不愿与地方分享，因而失去了快速反应的能力，白白浪费及早抑制疫情的时机。
中央集权六十年
独立建国六十余年来，马来西亚的公共行政历史，就是权力持续集中到吉隆坡/布城的联邦政府手里的过程。举凡公共交通、水供、废物收集与处理，甚至是管理公共厕所等地方事务，都一一被收归联邦政府管辖，形成“强干弱枝”的局面，所谓的联邦政府俨然已是中央集权。以下再提一个较鲜为人知但又十分典型的例子，即消防服务。
所谓“消防”，乃是“消火防灾”四字的缩写，火灾一般都发生在极小范围内（美澳大规模山火是特例），外加拯救猫狗、捕蛇、助孩童脱困等日常救援行动，消防无疑是典型的地方事务。
马来西亚现代消防服务即始自殖民地时代的雪兰莪州，此后各州和人口密集的城市，都有独立自主的消防队。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成立时，亦将消防服务归于各州政府所辖，1957年独立宪法里列明提供消防服务是州所独有的权力，马来西亚成立时大修宪法，亦没有改变这一条。
1976年，联邦政府以改善服务效率为由，接管半岛各州的消防服务，由地方政府及环境部（现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的前身）管理，砂沙二州的消防服务也于1982年纳入联邦政府辖下。
消防行政收归联邦政府后，消拯总署总揽全国消防行政事务，由全国总监（Ketua Pengarah）领导，负责统一规划全国消防服务。各州消防总监（Pengarah Negeri）由全国总监任命，有权指挥各地消防人员。州政府无权考核州总监的表现，也没有编列核准州消防署预算的权力。
当我们说两个政府机关有上下隶属关系，是建立在上级机关有权任免下级机关负责人及编列其年度预算——即人事权和财政权——的事实上。缺乏人事权和财政权，其实就等于没有约束的力量，也就不存在上下隶属关系。
相同的道理，我们在此前科技与创新部长凯里骑脚车撞路洞摔倒时也已见识。尽管该路段Jalan Kampung Sri Cheeding属于编号B60的雪州公路，然而州级公路和联邦公路一样，都归联邦政府工程部辖下的公共工程局管理养护，所以雪州瓜拉冷岳县公共工程局才会第一时间出来道歉，引发公众调侃。
州政府固然可以增加特别拨款指明用于修补路洞，州议员也可以每天一通电话催促工程局尽快出动，但他们一不能将怠职的工程局负责人炒掉，二不能调整部门预算影响工程局的运作。
州政府和议员最多只能自掏腰包聘请私人承包商去补洞，反而扭曲成了民粹政治。因此路洞这口锅，公共工程局和联邦工程部只能背好背满。既然联邦政府喜欢揽权，就要担起相应的责任，毕竟民主政治里，权力和责任乃是一体两面，谁有权力谁负责，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各自为政还是因地制宜
长年耳濡目染联邦政府欺凌与剥夺地方权力，民间往往也觉得全国事权巨细靡遗都要统一才正常。
举博彩业为例，去年3月中限行令，全国各地投注站即关闭三个月，直到6月中财政部才准予复业。然而，复业第一天，柔佛州数个地方政府辖区，如麻坡、新山和内的投注站开了半天又被勒令关店，甚至遭罚款1000令吉，理由是柔佛州安全理事会还未制定博彩业复业的标准作业程序，引起诸多非议。
此事肇因于博彩执照归财政部管理，而各地投注站的营业执照则由地方政府负责。自5月底政府逐步放松各行业的管制后，博彩巨头就不断与财政部磋商，希望能尽快复业。
总行获财政部放行后，通知各地投注站即行开业，却忽略了店面可否开门营业乃是地方政府的权限，坊间却多是批评联邦与地方不协调以致无谓的混乱。
再举一例，此前劳工宿舍的恶劣环境，成为防疫破口，政府为此加大执法力道，取缔不合法令的劳工宿舍与企业。
马来西亚菜农总会顾问陈苏潮认为，若按照人力资源部的标准来兴建劳工宿舍，将增加20%的成本。马来西亚家具总会会长邱曜仲则呼吁联邦和州政府能为劳工宿舍标准设立统一的规则，因为“一些州的准则是允许工人住在工厂内，一些州又不允许。还有就是，之前提及不能将店屋改装成宿舍，但一些地方却是允许，雇主就将店屋改装成宿舍，并获得地方批准后，如今又不被允许。”总而言之，雇主实在左右为难。
陈邱二人非议各级政府各自为政，规则混乱，无非是诸多藉口好卸责。就算个别商家不清楚法令的地方性质，公会几十年来也是一团混沌，不曾和会员们讨论过吗？
撇开这些不论，各州劳工住宿条件准则不一，其来有自。马来西亚虽然只是一个中型国家，但各州的人口密度差异不小，地理形势亦有所不同。有些州属地广人稀，城镇与菜园往来不便，只要基础水电设施充足，环境卫生，当局允许劳工居住在菜园里并无不妥；另外一些州属城市化程度高，要求雇主在城市里提供获认证的优良宿舍也至为妥当。
拥有安全、卫生、舒适的居所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在此前提下，因地制宜采择不同的管理办法，才是应对劳工居住问题的正道。关键是决策的过程是否透明、公开，制定规则的当局能否被课责。
全国一体适用的标准并非良政的充要条件，甚至可能会因为一刀切太过死板，导致民间难以执行，最后又落入执法者只眼开只眼闭，甚至让人民用奉纳枱底钱去钻漏洞的窠臼。
抗疫分秒必争需果敢决断
过去一年，这场前所未见的瘟疫冲击与颠覆了全球七十亿人的生活。为对抗这场超级流行病，各国政府先后祭出激烈手段，封锁城市与国界，人们被迫禁足在家，经济活动停摆，重创旅游业与服务业。
观察各国的经验，从做账做到最好看的中国，到无数性命白白牺牲的美国，还有日韩欧洲诸国等，其中央或联邦以下的次级政府都有封锁辖境和执行严格防疫措施以阻断病毒大范围传播的权力。
马来西亚首两个阶段防疫有成，全民牺牲得以换取重整公共医疗资源的时间，一切成果却在几个月内沦丧殆尽，导致前线医护疲惫不堪，处于崩溃边缘，令人扼腕忧心。
其实今日局面，本可避免，回顾第三波疫情的几个拐点，假如半岛各州和地方政府就像砂沙二州一样，有权封锁辖境和禁止州内跨县的话，或能及早掐断传染链，将疫情局限在小范围内。如此这般，虽然布城指望不了，起码各地还能自保。
假使地方有权有钱，当联邦政府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时，只要有一两个州政府能够及时动起来，就算难以遏止疫病在全国蔓延，也能拖慢病毒传播的速度，为医疗资源争取宝贵的时间与空间。星期五宣布星期一有重要宣布这类闹剧，一生人见证一次就够了。
王祖训，台湾中央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现职为软件研发工程师。自幼在钢筋水泥丛林中长大，着迷于城市里一切有形或无形的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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