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税：无奈接受或大力反对？

2022年财政预算案最重大的财政宣布是，高收入公司明年会面对一次性的“繁荣税”。虽然政府否认这是暴利税，但它实际上是暴利税的一种变奏。繁荣税主要瞄准本土大企业，其最终落实与否将有指标意义。商界会无奈接受还是反对，将测试巫统回朝后对国内政治经济的统治力。

暴利税虽然在2022年财政预算案提呈前已有外界揣测，但最终以另一个形式列入预算案还是令人感到意外。第一，利益相关者会大力反对；第二，政府有其他方式可取得收入，因此未必真的需要诉诸暴利税。比如2021年财政预算案，国内四大手套公司就选择向政府冠病基金捐款4亿令吉，来避免政府宣布征收暴利税。今年不少市场分析员就预测，手套公司可能会再次向政府捐款，以代替暴利税。

繁荣税与暴利税的差异

财长东姑扎夫鲁上周五所宣布的“繁荣税”，其实是暴利税的一种变奏，目的同样是向在疫情中赚取超高盈利的企业征税，但实际操作却和暴利税有差。

市场此前所揣测的“暴利税”，理论上是基于特定产品来征收，比如手套或油棕，受影响的是相关业者。而繁荣税是基于企业税，政府就2022税年增设一个新的税级（tax bracket），拥有超过250万令吉缴足资本的企业，一亿令吉以上的可征税收入将面对33%的税率，而一亿令吉以下的可征税收入则照旧以24%的税率来计算。

繁荣税与暴利税相比，受影响的企业范围更广，不再只是针对手套领域。从这个角度而言，繁荣税是公平的，因为因疫情而受惠的企业也不只是手套业者而已；而它所带来的税收也更多（政府估计逾30亿令吉以上，市场估计可达85亿令吉以上，这相等于政府一年企业税收的10%上下）。

繁荣税的操作也相对简单，政府无需如暴利税般进一步鉴定涉及的领域，以及涉及的超高盈利幅度，而免去政治游说之弊。然而，繁荣税的征税方式也不问企业是否真的从疫情受惠，因此个别企业就算受疫情影响而盈利减少，只要盈利仍超过1亿令吉，就有可能面对繁荣税。

反对繁荣税的理由

繁荣税实施范围更广，意味反对声浪也可能会更大。目前，反对或质疑声音主要是专注在马股猛挫一事，或是担忧影响经济和投资；然而受影响的国内大企业包括官联公司至今还未表态，不排除仍在观察政治风向，或私底下游说。

反对或疑虑此税的理由，主要是担忧影响大马的税制竞争力，进而影响经济和吸引投资。繁荣税将拉高名义税率（nominal tax rate），相比之下，大马周遭国家仍维持原有税率，甚至降低税率，因此繁荣税将影响大马税制的竞争力。但此论调忽略有效税率（effective tax rate），况且大马制度倾向通过交易方式（transactional approach），即提供各种奖掖包括税务奖掖来拉拢外资。这种通过交易的方式，而非改善制度的方式，的确值得争辩，但这是另外一个论争。

此外，全球企业税向下竞争的趋势会否在疫后延续，仍有待观察。理由有二：疫后各国都面对增加公共开支的需要，以及近期136个国家达成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协议，这都将改变投资者对税率的接受度。相对于英国宣布2023年起永久将企业税率从19%提高至25%，大马仅一次性征收额外9%的繁荣税之举已算轻微。

繁荣税真正瞄准的并非外资企业（一般享有各种免税奖掖），而是本土大企业。这包括官联公司，还有种植、金融、手套、建筑和公用事业等领域的私企。此外，涉足国内消费领域的外企也会受到影响。这些企业都很难将运作转移到国外。根据一份投资研究报告，全国140万家企业当中，真正受影响的仅有234家。数目虽少，但都是举足轻重的大企业。

反映官商势力变化

商界和政界会如何回应繁荣税？虽说各界目前普遍认为，政府在疫情当下有需要增加收入（明年赤字估计为975亿令吉，或国内经济生产总值的6%），但若此税由希盟或国盟政府提出，其所遭遇的政治挑战恐怕会来得快且大。然而，在2022年财政预算案提呈后，一般民众对繁荣税的反应似乎比精英阶层来得大，这主要是受马股猛挫的财富效应所影响。此外，这也掺杂他们对其他税务措施的不满，包括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以及恢复对汇回国的海外收入征税。

然而，受影响的本土大企业至今仍未表态，或反映他们还未完全接受（buy in）繁荣税。他们会尝试反对，还是无奈接受，将反映当今政府对国内经济的统治力。

统领当今政府的依斯迈沙比里，虽然在党内隶属官职派，但从党外来看，依旧代表巫统上台执政；况且，从近期马六甲州选的上阵人选安排来看，巫统党职派似乎已经接受与依斯迈沙比里共治的局面。隶属“法庭簇群”的前首相纳吉在国会辩论预算案时，也仅是对繁荣税提出忧虑，而非反对。对于繁荣税，希盟的立场似乎也仍未明朗，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的预算案回应演讲更多是批评政府的财政透明和管理等原则问题，而非挑战预算案整体的方向和举措。

巫统在2018年大选下野前，凭着长期一党独大而一度在国内政治经济掌握绝对主导权，其金钱政治也恶名昭彰。虽然失去政权两年，政商界仍在观察巫统回朝会否试图恢复旧有的政治经济主宰力，抑或因应新的政治局面而做调整。繁荣税会否在此背景下通过和落实，将反映官商之间的势力变化，有其指标意义。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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