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水需要典范转移

刊载: May 17, 2022 3:18 PM

【城乡大桌】

吉隆坡频频逢雨成灾，追根究底，是天灾、也是人祸，最致命的还是整套负责治水工作、并且超过上千技术官僚的公共体制和国家机器出现了严重的系统失灵征兆，不论是从预防淹水、淹水发生时，乃至淹水发生后所采取的行动和公关回应，都和民众的期待有巨大落差。

在今天科技发达、工程先进的世界，有关“如何治水”的思考，说实在关键已不在“技术”层面。因为几乎每一位在体制内或体制外的城市规划师、公共工程师、水利工程师，乃至小市民都能说出一两套关于“如何治水”的行动，放眼全球各地也有不同的治水模式和方案可供参考。

这个社会最不缺少的就是治水点子，但悲哀的是当所有人都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时候，政府里却没有一个合宜的组织设计去推动治水工作，也缺乏具有远见和政治意愿的国家领导人愿意负起责任拍板做决定。这一系列和现实脱节、永远缺乏拨款、过度注重形式却低效无能的官僚主义现象，才是忽略、怠慢城市治水的主因。

【城乡大桌】

官僚主义怠慢治水工作

最直接的问，吉隆坡的治水工作，该由谁统筹？联邦直辖区部？环境及水务部？工程部？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还是首相自己？至今似乎没有一个答案。

为什么大家对治水缺乏主动？因为治水要见效，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对官员而言，这工作“有做”、“少做”和“没做”都没有差别，总会给人骂，毕竟马来西亚在极端气候变迁下，将比过去发生更频密、集中、急促且快速的强降雨，全世界包括新加坡在内都没有一个城市敢保证可以做到不淹水之下，吉隆坡当然也无法幸免，这必然是不讨好的工作。

政治人物眼下只有有限五年或更少，相比其他更快见效的政绩，当然就不会优先考虑治水。更糟糕的是，现任联邦直辖区部正副部长都不是来自吉隆坡选区，且正副部长的轮换间隔期愈来愈短，可能还没认识吉隆坡的各条大马路就要被轮调或刷下马，更何况是要官爷们熟悉城市里庞大且复杂的排水系统作业流程。

治水单位陷入“谷仓效应”

大家必须接受的现实是，不管怎么做，城市未来还是会有发生淹水的几率。但要充分且有效做到减缓城市淹水发生，将防洪标准的“N年一遇”极大化，就必须要有长远的治水策略和行动计划，并在总体操作层面做到“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特别是针对“组织”这一块，不能再像目前情况，各单位陷入了“谷仓效应”（silo effect），各自做自己的，不想主动、也不愿了解隔壁单位是否需要协助或协调，因为大家都被骂怕了，宁愿只求安分守己，也不敢提出创新想法，只要自己的部门单位平安不出事，“不多做”就不会出差错。

如果不尝试组织变革，未来只要每当吉隆坡发生淹水，就会看到各部门单位发出几乎可以一再循环使用的官方回应——首先是推卸责任，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无法负荷；第二，说明自己单位已在淹水发生时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且按照标准作业程序；第三，呼吁市民自行观察天气变化和排水系统水位。简言之，政府已竭尽所能做出最大努力，市民们在下雨天时务必自己看着办。

治水不能依赖单一单位

涉及吉隆坡治水的主要单位，广义而言涵盖经济策划单位（EPU）、半岛城乡规划局（PLANMalaysia）、水利灌溉局（JPS）、公共工程局（JKR）、吉隆坡市政局（DBKL）、环境局（JAS）、气象局（MetMalaysia）和公共工程研究院（IKRAM）等，而联邦政府部门则涵盖首相署、财政部、房屋及地方发展部、公共工程部、环境及水务部等，且还不包括吉隆坡毗邻雪州各地方政府。除非设立一个跨部门协调的特别委员会，以便可以更快速调动治水人力和政府拨款，目前没有一个部门能独立负起吉隆坡的治水工作。

举个例子，在吉隆坡，一般社区沟渠和防洪沟等中小型排水系统属于吉隆坡市政局管辖，河流、湖泊、蓄水池、滞洪池、防洪隧道等大型排水系统则隶属吉隆坡水利灌溉局，大家各有自己的管理权限，互不侵犯，但是拨款和工作量却不相称。

吉隆坡市政局2022年的财政预算案超过27亿令吉，充作淹水防治的工作预算近1亿令吉，虽然吉隆坡水利灌溉局今年的预算不详，但从雪州水利灌溉局这类“大州”今年也仅获近9800万令吉拨款比较，吉隆坡水利灌溉局能获得的治水拨款预算应该少于吉隆坡市政局的治水拨款，以至首相必须指示吉隆坡市政局让出拨款进行治水工作，甚至有社区领袖呼吁吉隆坡市政局接管水利灌溉局的大型排水系统。

但是，不论是吉隆坡市政局或吉隆坡水利灌溉局，两者间所获的常年治水拨款实际上只能够应付日常排水系统的修整、维护和保养，以及一些“紧急小工程”。涉及大型且预算从亿令吉起跳的治水工程和基础建设，依然还是需要透过联邦政府财政部和经济策划单位分配。

治水需要组织结构变革

更何况，过去十年牵涉吉隆坡市政局的城市土地舞弊案不胜枚举，吉隆坡城市绿肺和政府公有地面积渐渐稀释，而水利灌溉局又无法有效评估和阻挡市区水资源敏感地带如公园、废矿湖、滞洪池周遭的房地产开发工程，晚近《2019年总稽查司报告》更揭露吉隆坡范围有原本充作防洪用途的部分蓄洪池面积已透过土地用途转换予发展商，导致蓄水空间比原本少了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