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经历的五一三
【记忆碎片】
1969年,我的母亲14岁,住在士拉央峇鲁新村大路路口边的非法木屋。当时外公在那里经营一间自己搭起来的茶室,叫来兴茶室,非法木屋就建在茶室旁,位置大约是在怡保路八条半石。怡保路是联邦1号公路的其中一段,以前人们叫那段路“间贞路”(Kanching Road)。
五一三事件发生那年,母亲是一个中一生。她是士拉央峇鲁国中的第一届学生。小学她念的是文良港中华小学。小六毕业后,她先是在怡保路五条石的国联花园念了大约半年预备班。在士拉央峇鲁国中建成后,她就转校到士拉央峇鲁国中,继续念预备班,隔年升上中一。
对于五一三事件,母亲说年少的她懵懵懂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记得那段时期,外公每晚都拖着一家大小到茶室对面的锡矿公司大棚下过夜,白天他们才回到自己的家。那家锡矿公司的所在位置是后来的士拉央大巴刹(批发市场),当时那里有金山沟,有篮球场,还有英国人住的高脚屋。锡矿公司的工人都是男性,多数是怡保、务边、金宝等地方过来的外坡人。
在还没有南北大道的年代,间贞路是北上南下车辆的必经之路。母亲记得,五一三那段时期,她看到很多兵车(军用车辆)来往穿梭间贞路,但并没有感到特别紧张或恐惧。她没有目睹过流血暴力事件,只是在后来听说有一位男同学的姐夫失踪了。
【记忆碎片】
1969年,我的母亲14岁,住在士拉央峇鲁新村大路路口边的非法木屋。当时外公在那里经营一间自己搭起来的茶室,叫来兴茶室,非法木屋就建在茶室旁,位置大约是在怡保路八条半石。怡保路是联邦1号公路的其中一段,以前人们叫那段路“间贞路”(Kanching Road)。
五一三事件发生那年,母亲是一个中一生。她是士拉央峇鲁国中的第一届学生。小学她念的是文良港中华小学。小六毕业后,她先是在怡保路五条石的国联花园念了大约半年预备班。在士拉央峇鲁国中建成后,她就转校到士拉央峇鲁国中,继续念预备班,隔年升上中一。
对于五一三事件,母亲说年少的她懵懵懂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记得那段时期,外公每晚都拖着一家大小到茶室对面的锡矿公司大棚下过夜,白天他们才回到自己的家。那家锡矿公司的所在位置是后来的士拉央大巴刹(批发市场),当时那里有金山沟,有篮球场,还有英国人住的高脚屋。锡矿公司的工人都是男性,多数是怡保、务边、金宝等地方过来的外坡人。
在还没有南北大道的年代,间贞路是北上南下车辆的必经之路。母亲记得,五一三那段时期,她看到很多兵车(军用车辆)来往穿梭间贞路,但并没有感到特别紧张或恐惧。她没有目睹过流血暴力事件,只是在后来听说有一位男同学的姐夫失踪了。
这位同学的家人在士拉央峇鲁国中对面经营杂货店。五一三暴乱发生时,听说这位同学的姐夫出外送货,之后就再没有回来。《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一书中,记录了一位在士拉央经营杂货店的死难者,那可能是母亲回忆中的失踪者。

母亲阅读《在》后,也记起书中记录的另一位死难者黄晴川,曾经是她在文良港中华小学的同学。如书中死难者的家属所述,黄晴川从小学时代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母亲很久以前就从中华小学校友口中得知黄晴川在五一三事件中罹难,不过不清楚详情,过后也忘了这件事,一直到阅读《在》后才知道其中经过。
1969年,母亲还没念完中一就辍学了。她说,五一三事件发生后,学校的课断断续续,班上的同学常常没去上学,她也一样。她觉得自己跟不上,有点意兴阑珊,就没再去上学。另外,家里的兄弟姐妹多,也是促使她辍学出来工作的原因。
蕉赖两条半石的空火水桶声
我一直好奇,1969年雪隆地区的辍学率是否会比其它年份更高,因为我的父亲也是因为五一三事件,而没有完成他的高三学业。那年他18岁,是循人中学的高三学生。
他说,当时循人中学有一些支持社阵劳工党的学生,包括他自己。劳工党不让学生入党,以避免他们因为参与政治运动而被校方开除,不过吸纳学生支持者在一些义卖募捐活动中成为义工;劳工党组织街头示威时,学生支持者也会在大队周边助势。
1969年第三届全国大选前,劳工党党员林顺成在甲洞张贴杯葛大选的大字报,遭到枪杀。那是震撼社会的事件。林顺成的灵堂设在苏丹街积善堂,父亲说,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入积善堂吊唁,也是在那时候知道积善堂楼上住着一些没有依靠的老人。5月9日林顺成出殡当天,父亲和一些情绪激动的同学,从循人中学爬篱笆逃学出去送殡,一直送到增江,但没有送到甲洞华人义山。相比起来,几天后的投票日,他反而没有留下印象,不知道家人有没有投票。

五一三发生时,父亲与家人住在蕉赖两条半石的非法木屋区。根据他的口述,那个时候,木屋区周围唯一的水泥建筑就是黄老仙师庙(慈忠庙)。木屋区居民都聚集在庙里避难:有的人日夜都在那,有的人是白天回家,晚上去庙里过夜。成年男性轮流在外头掌更守夜,几个人一队,拿着水喉通(金属水管)和空火水桶,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用水喉通拼命敲火水桶。一些私会党徒的水喉通前端,还加上三角锉刀。
父亲说,掌更守夜的人以私会党徒为首,其他人则是跟随协助。当时大家都没有电话,但各种各样的消息在流传,说什么地方在抓人,什么地方遭到袭击。守夜的人有一种既恐惧又觉得自己带有某种使命感的情绪。头几晚一听到哪里传来“嘭!嘭!嘭!”敲空火水桶的声音,大家就一窝蜂冲过去。一个晚上会发生几次,守夜的人往这里跑,往那里跑,现在回想起来,场面是有点搞笑,但当时的情况就是那样。
据他所知,蕉赖两条半石木屋区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五一三几天后,就有军人在主要路口驻守,但学校仍旧停课,时间可能超过两个月。他想赚钱帮补家用,就在街坊的介绍下进入报馆当排字房学徒。那时候报馆还在使用活字印刷,他在那里学习如何“执字”(捡铅字)。做了两三年,通过内部考核后从学徒变成正式执字工人,只是待遇仍比不上建筑学徒,于是他又转行成为建筑工人。父亲已经忘了学校在什么时候复课,工作后他也再没有想过返校完成高中。
旁枝末节的记忆,与历史冷感
整理家人的口述历史,里头夹杂着一些间接的五一三经历。
五一三或多或少影响了父母那一代人的人生路向,但很难判断也不宜夸大具体的影响究竟有多深。可以肯定的是,其影响程度不可能与死难者家属相提并论。从事件史的角度来看,这些间接经历大多是无关宏观叙事的旁枝末节,但我珍惜它们作为个人生命史、家族史,乃至地方史的价值。
吉隆坡周边到处都是五一三历史现场,几乎每个旧社区都埋藏着五一三记忆,但我们知道得很少。人们可以侃侃而谈社区里的饮食,为了推广饮食记忆、打造认同,而做导览、出书、拍摄视频、印刷小册子等等,却没有让五一三成为社区记忆的一部分。为什么?
如果过去是因为政治压力,导致五一三成为不能言说的禁忌话题,那么随着言论空间的逐渐开放,对抗遗忘在未来所面对的更大挑战,恐怕是大众对历史的冷漠,尤其是不曾经历五一三的新一代人觉得事件与己无关,没有主动去学习的动机。
而我认为,历史冷感的解方,始终是让个体看到自己与大历史的关联;看到自己是如何与同时代人、同地域人命运相连,互相牵扯;看到自己在庞大的社会体制中渺小,但不是完全无能为力。
李成钢,业余文史爱好者,曾在马新两国任教,活跃于柔南社会运动组织。2019年开始与伙伴陈秀君在加拉巴沙威经营P320社区空间,希望能够在社区内深耕民主,连结同路人,并肩打造一个对弱势群体更友善的环境。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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