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瞥惊鸿】

我们每天都在说话，或是透过其它媒介进行表达。这是个普通不过的行为，却会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招致不同的结果。

有的地方，发出“快要因为封城而饿死”的求救信息，会遭到政府严禁；有的地方，哪怕是鼓吹暴力对待“低等种族”，也毫无有效限制渠道；有的地方，其总统候选人辩论内容，充斥着毫无条理与意义的相互抨击。

尽管不是世上所有人都能确实享有言论自由，但活在现世的我们仍是幸运的，因为这项看似微不足道的普世权利，乃是历来许多人以鲜血和尸体捍卫得来——才不是什么“站在巨人肩膀”这种不痛不痒的说法——以至大多极权专制政府也不敢公然反对它。

正派的人，自会对此心怀感激。然而，不正派的人，可不会管这些。

这也是当代言论自由的尴尬处境——总有些人打着言论自由的名义，意图迫害他人、散播谬误，甚至借此反过来摧毁之。

言论自由很重要，但对于不正派的人来说，它不过就是遭到反噬时自我辩护的工具而已，才没有那么“伟大”。

于是，头疼的问题来了——在这个时代，言论自由还能保证我们可以找到真理，真诚地展现自己的观点，为社会发展发挥实际作用吗？

本文力有未逮，只能认真探索第一个问题。

弥尔的言论自由理念

弥尔的著作《论自由》（On Liberty）是奠定当代言论自由理念的重要著作，也是后世捍卫言论自由时必引之作。

尽管其地位如此之高，但并非毫无争议。弥尔在第二章“论思想与对话自由”中，对人类理性过度乐观的判断，是其部分论证的前提，却也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弥尔是以效益原则、伤害原则、自由原则三者为指导原则，论证言论自由的重要。在第二章，他主要是在讨论——不如说是捍卫——两个论点：

1. 我们无法确定所意图禁绝之观点为错误的；
2. 即使确定观点为错误，禁绝之却是糟糕的。

在此，我不会一一赘述弥尔的全部论证，而是以概述的方式介绍之。

首先是第一个论点的论证：

  • “绝不犯错”论证
    - 凡是人皆会犯错，没有人能确定自己相信的一定是真理；
    - 追求真理有助增进社会集体的幸福
    - 言论自由有助于追求真理。

第二个论点的论证为：

  • 部分真理论证
    - 错误的主张也可能包含部分真理；
    - 抑制错误的主张就是限制言论自由，而限制言论自由则可能失去寻获真理的机会；
    - 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我们失去寻获真理机会的行动，是弊大于利的

  • 劝服原则策略
    - 对于个人的行为或言论，我们有 “强制”及“劝服”两种手段可供选择；
    - “强制”及“劝服”都可以有效对治该行为或言论；
    - “强制”会抑制言论而侵害言论自由，而“劝服”则不会侵害言论自由

这里必须提醒，弥尔并非认为错误信息及其传播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他天真地认为：

1. 真理总有一天会被人们发现，并且能常驻于适宜真理传播与较量的环境；
2. 人类历史“总体上”理性者占多数，人们一旦发现错误，就会修正自己的理解，逐渐走向真理。

第一个说法的问题在于，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观点而已；第二个说法的问题在于，弥尔只例举了精选的历史轶事，却未能提供系统的证据或研究，证明人类本质上是“真理导向”（Truth-Conducive）的认知主体，一旦认识错误就会屈服于事实。

仇恨言论与虚假信息的诱惑力

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是2019冠病疫情早期，坊间流传诸多假消息与阴谋论，其中涵盖了医学、政治、公卫相关的错误信息。当时，有不少国家都忙于驳斥这些虚假信息，甚至动用国家机器将其抑制。

有人或许会为各国政府辩解，部分虚假信息涉及伤害自身或他人，符合伤害原则，因此抑制其传播自然是合理之举，不应归类在限缩言论自由之列。

然而，除开医学与公卫方面的虚假信息，病毒来源说、疫苗敛财说、亚裔带源说、5G传播说.....期间流传的诸多阴谋论与虚假信息，并无倡导攻击或伤害他人，亦无证据可直接证明此类信息会危害公众性命——也就是说，有的虚假信息根本不违反伤害原则。

既然如此，就不应禁绝此类虚假信息。然而，这一立场在当时的危难情境而言，是极度危险的，并不符合世界各地亟需稳定的需求，其中包含减少对亚裔的恐惧和歧视、降低对疫苗的不信任感以推广疫苗施打、避免人们因恐慌而滥用或破坏特定资源等。

无法否认，有些政府假借社会安全之名压制异见与批评，但仅仅因为担忧出现滑坡效应就放任虚假信息流传，在非常时期恐怕就不太符合情理。尤其，虚假信息的散播速度与即时效应，比真实信息还快且范围更大的情况下，及时强制阻断虚假信息，与劝服人们相信真实信息，恐怕也是必要的手段。

虽然弥尔身为效益主义者，理应尽可能把社会运作所有事项加以考量，惟在《论自由》第二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除开主动伤害他人的情况，他往往极其不愿牺牲有助增进集体幸福的真理探寻，哪怕此举能够保障或维持其它事项，比如社会稳定、对他人的尊重、公民平等权益——不过，弥尔书中并未表明，是否愿意牺牲这些其它事项，以保障对真理的探寻。

将探寻真理优先于其它事项，在日常社会运作下无可厚非。然而，在面对诸如2019冠病疫情这类非常时期时，倘若维持弥尔式的言论自由理念，把知识发展摆在第一位，恐怕在我们还未寻获真理之前，局势早已无可挽回；哪怕是日常时期，为维护平等、正义、社会道德等事项，有的言论仍普遍被认为是必须禁绝的，比如德国严禁反犹、反吉普賽言论，或者“与幼女性交壮阳”这种疑似鼓吹与未成年女性性交的说法。

确实，正如弥尔所言，凡是人就会犯错，没有人能确定自己相信的一定是真理，甚至有些错误的主张也可能包含部分真理，但乐观地认为人们一旦发现错误，就会修正自己的理解，逐渐走向真理，恐怕理想化了人类的认知行为。

有时候，信息被接纳的程度，并不像弥尔所认为那样，仰赖于其真实性，反之是更仰赖于一系列其它因素，比如信息的传达方式（选用的词汇、视觉效果、强调、修辞等等）、听众的此前信仰（当信息与符合此前信仰时，他们更可能相信错误的信息）、传达信息者的魅力、专业知识和权威，接收相关信心的频率，以及信息在各种实用、心理或情感需求方面满足听众的程度等。

就以上述2019冠病疫情的案例，当社会氛围处于恐慌状态，对政府与专家又极度不信任时，让人心安的信息（不必然为真）时，自然就成了人们的选择。毕竟，人类不总是无时无刻为理性之存在。

不过，在此必须强调一点，尽管弥尔在认识论上的部分预设过于天真，却不意味着限制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的举措不应有所设限，这胥视当下的社会情况而定。不过，认识到弥尔的天真，至少我们不会盲目地相信“思想的市场竞争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

黄贤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关注政治哲学与认识论的研究，现今待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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