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社会之业影:《天塌下来当被盖》读后
【天南余墨】
公元1941年,农历辛巳年,蛇年。
当年岁初,四海升平,似无大事可叙。英伦锡矿主和橡胶园主依旧徜徉于别墅之间,每个步伐都有仆人躬身伺候。他们在“仅限白人”的板球具乐部或专属休息室恣意而行,阔气之至。尤其十二月圣诞前夕,更是奢靡。
毕竟在马来亚这锡矿业蓬勃的国度,满桌鲜螃、龙虾、牛排何足挂齿,葡萄酒、伏加特、威士忌觥筹交错。小消息、低嗓音、朱律烟、交头接耳,谁教这些人还是殖民帝国举足轻重之人物呢?
1941年初,如似往常那般平淡且奢华。
然而,1941年底,英伦海军两艘战舰忽遭日本空军击沉。一时五洲震荡四海翻腾,所谓远东之强权,竟以一朝而屈膝。
殖民地主席卷而去仓皇撤离。曾几何时,他们还自称日不落帝国,在英伦领土之上,太阳永不会落下,岂料公元1942年2月15日,日军攻克新加坡,英军统帅白思华投降。就这样,日军终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代英伦在马来亚之地位,东方直布罗陀更名昭南(Shonan)。
风云骤变,一人一家无能左右,只是万般因缘,却又系往后大事之症结。如此末端枝叶,不妨从细微之处谈起。
苍穹陨落的苦涩世代
列金松是谁?史书似乎翻查不到这个名字。
【天南余墨】
公元1941年,农历辛巳年,蛇年。
当年岁初,四海升平,似无大事可叙。英伦锡矿主和橡胶园主依旧徜徉于别墅之间,每个步伐都有仆人躬身伺候。他们在“仅限白人”的板球具乐部或专属休息室恣意而行,阔气之至。尤其十二月圣诞前夕,更是奢靡。
毕竟在马来亚这锡矿业蓬勃的国度,满桌鲜螃、龙虾、牛排何足挂齿,葡萄酒、伏加特、威士忌觥筹交错。小消息、低嗓音、朱律烟、交头接耳,谁教这些人还是殖民帝国举足轻重之人物呢?
1941年初,如似往常那般平淡且奢华。
然而,1941年底,英伦海军两艘战舰忽遭日本空军击沉。一时五洲震荡四海翻腾,所谓远东之强权,竟以一朝而屈膝。
殖民地主席卷而去仓皇撤离。曾几何时,他们还自称日不落帝国,在英伦领土之上,太阳永不会落下,岂料公元1942年2月15日,日军攻克新加坡,英军统帅白思华投降。就这样,日军终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代英伦在马来亚之地位,东方直布罗陀更名昭南(Shonan)。
风云骤变,一人一家无能左右,只是万般因缘,却又系往后大事之症结。如此末端枝叶,不妨从细微之处谈起。
苍穹陨落的苦涩世代
列金松是谁?史书似乎翻查不到这个名字。
从《天塌下来当被盖》作者列英龙笔下可以得知,他小名阿松,1929年生于马来亚,是作者本人的父亲。
如同千百万公民那般,他亦且经历英殖政府不平等待遇、战时日本侵占之暴行、“紧急状态”硝烟动荡、以及后殖时代的无序岁月。他毕生唱过四首国歌:天佑国王(God Save the King)、君之代(君が代)、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和我的祖国(Negaraku),却又能克服洪流淘洗的艰巨挑战。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苍穹陨落,何妨以被视之?所以也有人说,横跨马来亚日侵沦陷及紧急状态战争时期的世代,是苦涩的世代。

大抵言之,列英龙此书可划分为三大范畴,首先是阿松视角的日侵经历,其次是阿强视角的逃亡记叙,最后是两人重逢的紧急状态追忆。
作品前半部旨在书写日本入侵之际,阿松举家与邻里阿强等人逃亡之事。此时,阿松父亲协同街坊奔逃避战穴居深山,直待翌年方才归返市镇如履薄冰。如此岁月,或伤亡,或焦虑,或惊恐,或离别,大抵是多数先辈所历经之写照,所谓秋蓬被霜,或许如斯。
作品中轴部分,重笔着墨日本侵占时期,阿强从趋往缅泰边境死亡公路列车逃离之事。彼时阿强厄难临门,先是家姐遭日军玷污而亡,后是自己被捉往修建公路。所幸足智多谋堪担大任,终于从泰国边境全身而退,无奈战时的遭遇与流亡经历,阿强阿松两人终究分道扬镳,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后半部分则是记叙紧急状态时期,阿松步入战后岁月,却又与阿强重逢道别之事。这段时期,阿松被迫离开家园迁入新村,马共、枪战、宵禁,只道寻常;尔后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柴米油盐忙碌奔走。邂逅友人已是多年之事。
隔几年,阿强走了;再数十年,阿松也走了。一代人的故事终于落幕。
众生相:阿松与阿强
诚如王赓武所言,列家故事足可视为当时常人之表征。他们的愿望是低调平和地生活,毕生践行如此信念。但在平凡之中,其间经历却也能归纳出“大事之症结”。而《天塌下来当被盖》这本书,恰好就呈现马来亚独立前后的两类人物形象。
第一类形象以阿强为代表,能从其经历中划分为童年、青年和成年三个时期。
首先是童年时期,阿强遭逢世乱,落脚荒野,日常除采集捕食以外,即是和友人嬉戏于丛林,颇有桃园隐居之感;归返村镇以后,大抵亦较往常小心谨慎而已,鲜有异样。约而言之,此时阿强心境变化不大。
接着是青年时期,阿强遭逢家变痛失家人,尔后被俘出逃,又历经数月流亡之光景,近乎小说情节。如此经历启示阿强,家姐逝世过在日军,亡命天涯罪在日军。这时阿强心生变化,颇有怨恨愤慨之感。
最后是成年时期,阿强出走上山投奔马共。动荡之际,他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全哥相遇,改写人生篇章。闻及前人奋勇杀敌之勇气,听及前人歃血抗战之热忱,他深知为报家仇之大恨,为保黎民于水火,终究要有人站起来。大抵而言,彼时阿强已糅杂新仇旧恨,然后往左边走上另条途径。
从阿强参军经历来看,他内心涌现的情感主要以气愤为主,而非明确的政治立场。甚至可以说,他当时的政治意识尚未萌芽,纯粹是略呈混乱的局势,以及稍显悲痛之往昔,促使他从戎作战。
尽管作者未曾详细描写阿强之后的经历,但根据马共总书记陈平之回忆,可以推测阿强后续可能参与马共内部小组讨论,逐渐理解殖民地主义者特权,以及资本主义对本地经济影响等问题。
简而言之,以阿强为代表的人物形象意义在于告诉读者,加入马共的原因往往是复杂而难以梳理的。有些人或许受理想信仰激励,有些人或许为报效祖国而战,然而以阿强为表征的群体却是遭逢日军所害,才选择投身沙场,再以阅读和学习等方式涅槃重生。

相较之下,第二类以阿松为代表的形象则相对平实。如对标阿强童年、青年和成年三个时期的经历,倒是能看出他贴近大众脉搏的历史回音。
首先是童年时期。这阶段阿松亦经动荡,蜗居山林。惟两者差别在于,出身大家族的阿松先后经历别离家姐之惋惜,胞妹病逝之伤痛。这些经历深刻地告诉他,战前平和的生活来之不易。简而言之,尽管阿松在这个阶段年纪尚微,但他已经意识到淡泊生活的珍贵。
接下来是青年时期,阿松回到市镇,过着小心谨慎的生活,即使期间遭受日军之侵扰,听闻肃清之凄凉,但总得来说,只要小心谨慎,便能走过历史。可以断言,这些经历多少也已形塑阿松坚韧不拔、一丝不苟的性格。
最后是成年时期,阿松迁入新村夹缝求存。这段日子动荡不安,却也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善恶之事。他和多数先辈一样,朴实地走到千禧年之后的岁月。只是在政策辞令和官方叙事底下,以阿松为表征的群体鲜少被提及。
相对阿强,阿松的生平更为淡泊。然而正是这样的经历,却也呈现迥异于典型人物的历史叙事。
正如王赓武所言,这类故事近乎马来传统典故的鼠鹿形象。以阿松为例,他穿越日侵时代,度过紧急状态,参与国家独立,还经历新经济政策等历史事件。但也正是在这风云变幻的骤变里头,他仍能在国家主权、身份认同以及意识形态等如梦如幻如泡影之中度过。
简而言之,以阿松为代表的人物形象意义在于告诉读者,历史叙事不仅仅是民族英雄的史诗,也可以是与大众生活紧密相关的故事。
余论
当然有关马来亚独立前后的人物形象,远不止这些。
例如学者陈剑虹就曾以政治意识为标准,将亲共或亲中国民主同盟的人归纳为“第一群体”,将近乎第一群体但更注重商业的侨领归纳为“第二群体”,以及将那些无法准确预测时局的华人领袖归纳为“第三群体”;学者李元瑾则以身份认同为准则,将战前新加坡华裔知识分子在东西文化冲击下的反应,划分为邱菽园、林文庆和宋旺相三种模式。
由此可见,马来亚独立前后的人物形象俨然是幅众生相,绝非生硬刻板之皮影。
若将范围缩小至新马人物自传或回忆录,亦可略窥大观。例如近年来出版的相关著作,杨贵谊《杨贵谊回忆录:胶童与词典》、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郭鹤年《郭鹤年自传》、王赓武《家园何处是》及《心安即是家》等。
这些书籍不仅记载作者生平,亦可察知知识分子或商界精英面对时局之挑战与回应。然而,《天塌下来当被盖》与前述著作不同的地方在于,这本书是作者为已故父亲撰写的回忆录,而且毫不掩饰普通公民面对时代大势的挣扎求存与无可奈何。
诚如梁启超所言,历史叙事应当“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回顾列氏著作,其贴近大众脉搏的历史回音,无非是以“一人一家之谱录”凝练“为全社会之业影”。
综而言之,《天塌下来当被盖》引领读者回溯长达八十年的马来亚社会动荡历史。这段期间风云涌动电闪雷鸣,大是大非大节大义复杂不已。
阿强形象启示在于,他让读者理解普罗大众参与马共的多重面向,其原因非常人熟知那般,是为信仰理念感动云云,反而可能涉及战争伤痕等愤恨,尔后才建构出“我是马共党员”的身份认知。
阿松形象启示则在于,他以多数公民经历为视域,叙述个人之于国家的历史镜头,例如紧急状态和新村岁月,就深刻展示常人在“恨别鸟惊心”情境的日常生活,有别于民族英雄或社会精英的呐喊,反倒显豁无声大众之沉吟。
如此的人物形象归纳,其实也让读者知悉华人形象的多种面貌:华人都是共产党员吗?华人都是富裕群体吗?至少从阿强及阿松的两种人物形象来看,大抵差矣。而这样的例证亦启示来人,如果仅从刻板印象俯视族群关系,终究只是缘木求鱼。

除此之外,两类人物形象也引人深思,所谓“华人身份”在建构想象共同体的同时,是否也已模糊族群内部之差异,而更强调族群内部之大同呢?
以阿强和阿松的经历为例。
前者认为战后亚洲其他地区的共产主义颇具魅力,钦佩越南人民对抗美国的勇气,甚至关注古巴导弹危机可能导致核战争。熟悉时事与关注各地共产运动新闻,似乎是他的日常生活写照。而后者则认为战后马来亚经济好转,淡泊才是可取之路,笃定资本主义前景更佳,至少比当前共产党的艰苦奋斗更具前瞻意义。
易而言之,如此叙述传达着,尽管都是华人,但彼此的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甚至连面对生活的取向也大不相同。因此,所谓“华人身份”是铁板一块的吗?宜乎思索。
另外也值得关注的是,真实历史与文学表达能否巧妙融合?
换句话说,历史叙事可不可以既真实又感人?诚如学者葛兆光所言,过去缺乏录像机录音机等设施,反倒只有干燥之档案与冰冷的遗址。所以史家在处理史料期间,多少面临“绝对忠实复制”和“重新诠释历史”的两难选择。
历史人物、事件,以及他们的思想、感情、心理,多少随着时间推移而湮灭,甚至历史自身也为时间化为断片残章,简化成呆板的文字。列英龙试图反映父亲历程,却也仅能够反映其历史骨架,无法反映其人当下之心境。
所谓“真实”到底如何,可能也只是整体轮廓而已,而非面面具到的枝叶细节。个中虚实如何拿捏、如何揣摩主人公心境,同时又以感情渗透历史,抑或是在史料上构建心目中的历史等疑问,就已是另个值得深思的议题了。
参考文献
陈平口述,伊恩沃德、诺玛米拉佛洛尔著,方山、黄国芬、黄永安等译,《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2004年。
葛兆光,《中国经典十种·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
何启才,《休戚与共:马来西亚左翼运动史论集》,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23年。
梁启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含補編)》,台北:商务印书馆,2019年。
列英龙著,李福才译,《天塌下来当被盖:一个横跨马来亚日侵沦陷及紧急状态战争时期的世代描述》,吉隆坡:文运企业,2022年。
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年。
覃勓温,柔佛新山人,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毕业。作品收入《大马诗选 2.0:诗三百篇》、《端洛话今昔》及《复始之地:马华文学专题系列乡土篇》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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