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屿信札】

台湾解严以来，其民主发展多年来一直扮演着马来西亚华人民主转型派推进马来西亚政治改革参照对象的角色。

与此同时，又因为台湾政治内部，无论统独，始终企图借助民主制度维持“独台”的状态，所以台式民主也经常成为大中华主义者，无论保守右派或进步左派口中，象征自由主义式民主带来混乱、无效率、虚伪的最佳例子。

然而，观察这次总统及立委选举的变化，台式民主作为马来西亚民主转型参照或揶揄对象的功能，恐怕是要大大的降低了。

可以说，在渡过从威权转型到民主那种活绷乱跳，一切价值重估的时期后，台湾的民主制度发展已趋于建制，只要政治人物或整体社会兴趣缺缺，许多可能进一步推进民主或人权价值的提案，最终就会流于表面讨论，甚至无疾而终。

例子一：国中生杀人案

这次选举期间发生的国中生杀人案，明明可以作为选举议题，商议台湾是否要建立废除死刑刑法制度的好契机，却最终沦为选战中获取选民支持的攻防战而已。

我们都知道，一旦用选举思维来处理政治议题，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获取选票利益是首要考量，政客都会倾向用民粹式的宣传来挑动选民。

然而，若这类讨论是发生在台湾过去民主化时期，这样的议题却是可以推动制度建立的。

举例来说，1990年代发生的三死囚案，苏建和等三人犯下抢劫杀人罪，由于警察在侦办过程中，未按照程序取得供词，使得涉及本案的所有抢匪都面临杀人指控，让公民社会质疑可能出现冤案，因为杀人者或许只有一人，而非三人都参与杀人。

即使这样的争议案件在历次选举过程中都会历经泛政治化的处理，却不会因选举而停止了相关问题在不同面向的社会讨论。

因此，在苏建和等人的案件后，台湾警察办案过程的讯问须符合人权或程序正义的惯例便逐渐在社会讨论的过程中被建立起来，例如合法审讯过程必须录音录影，夜间犯人可拒绝被侦讯等等。

例子二：难民法无疾而终

四年前的香港反送中事件也一样，即使让台湾年轻人大都迷恋上芒果干（亡国感）的滋味，可这种情绪的作用也仅仅发酵在选举中，对立法院制定难民法没有任何的帮助，让许多2019年后移民来台的港人无法以“逃难”为由申请来台定居，只能用依亲、投资、就业或就学的方式来台。

这些移民方式，只有依亲所需的时间及成本相对低，与其他透过婚姻移民来台的新住民一样。

投资移民在最终申请永居时，会面临非常严苛的审批。笔者便曾采访一位在台投资协助港人移居台湾的谘询公司老板，就算他事业经营非常成功，儿子也早在2017年就先行过来台湾就学探路，却在最终申请举家永居时卡在太太的中国大陆出身。因太太8岁才移居香港的缘故，而无法通过内政部及陆委会审查，只得黯然举家迁走他国。

其它方式如就业就学，尽管留在台湾相对容易，但在申请永居时便会出现薪资门槛等条件，其他亲人移居台湾也一样要面临严苛的审批。

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来，选择定居台湾的港人数量持续降低的原因。我所认识的香港朋友们，早对这种情况不抱希望，多会建议留在香港的亲朋移民他国而不要选择台湾。

只闻楼梯响的“难民法”始终无法通过，不仅影响了港人，也影响了这几年来许多流亡的缅甸民主人士。即使他们好不容易在台缅人社群的帮助下逃来台湾，却面临签证到期后被送回国的风险，当护照快到期时便会开始绝望地透过各种关系求助，以免被遣返而身陷囹圄。

承认同婚，民主的滥觞？

或许，会有人用同婚法的通过来证明，即使台湾民主已建制化，也无损它追求实践人权的民主活力。

然而，实则上，同婚法在台湾落实的过程本身，也可以看成是民主建制化的滥觞，台湾社会可是曾行驶直接民主权利，否定立法允许同婚的，他们只能惊异于原来政府是可以不用透过社会说服过程，就可以不理会公投结果，以钻漏洞的方式直接承认同婚的！

就算是赞成同婚的人如我，也会对这样简单粗暴的“民主”待遇深感不安。实际上，正是在是次公投之后，台湾社会及政治人物就开始明显不再对建立制度感兴趣，转而将各项议题泛政治化处理，例如针对台湾的电力问题，大家都只热衷于选边站，拥核或反核沦为立场问题，而无须再诘问对方反核或拥核的理由。

这次的总统及立委选举就是如此，没有一个政策得到社会或政治人物真正的关注，而任何严肃的争议课题都只是新闻，不会成为社会认真对待的议题。人们只关心同温层在网上散播的消息，以及造势晚会上的人数多寡，是否给人视觉上的震撼，如是而已。

纵观选战过程，可说台式民主就像是已经踏入中年的人，开始步入深水区，面临到过去民主化过程中未曾预见的关卡，而要如何面对这些关卡，或许就是台式民主未来是否能克服危机的关键。

吴振南是旅居台湾的马来西亚人，前报业从业员，目前是专职相妻教子的家庭煮夫与兼职文化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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